其实，吴和我只是半路战友，我们都曾在辽宁省军区工作过，家也都是在省军区大院，但以前并不熟悉。他是在我到辽宁省军区之前，很早就去了塞外的赤峰守备区，我是在1982年随着部队整编，先从16军调到辽宁省军区，两年后，赤峰守备区、白城守备区、68军合编，我所在的辽宁省军区军事检察院重新回到实战部队，我又背起行囊来到了新合编的赤峰守备区，在那里，我认识了时任赤峰守备区侦察处处长的吴振强。
他个子不高，不爱说话，长一双小眼，其中有一只总是不停的挤眨着，好像被一粒沙尘在折磨着，总是排除不掉似的。就餐时总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走起路来，一张黄瘦的刀子脸总是呈45度角朝天仰视着，给人一种冷漠孤傲的印象，有些老同志说他，特性。
说实话，我16岁当兵，虽然比较习惯于“五湖四海”的生活，但天生有择人而处的毛病，特别是在那些独身塞外的日子里，平时还是喜欢与性格开朗一些的战友在一起，不大愿意与太内向性格的人主动沟通。因此，在赤峰尽管我俩同宿一栋楼，同在一处办公，同在一个食堂就餐，见面也很少说话。
没过多久，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
那是我到塞外的第一个秋天，驻守在内蒙古扎鲁特旗的守备六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为了稳定部队，争取尽快破案法办，案发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带领一名同志和司机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就匆匆上了路。我们三位同志都是合编过来的，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了解甚少，好在出发时带了一张普通地图，靠着它还算顺利地走出了昭乌达盟。
当车驰入西拉木沦河东部的开鲁地区时，风越刮越大，只见狂风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刚过中午，就得把车大灯打开，能见度极差。我突然想起来这就是当地俗称的“黄毛风”。不由的与宋代欧阳修“白草经春在，黄沙近日蒙”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走着走着觉得不太对头，好像不是行驶在公路上，停下车来一看，前行的公路被诺大的沙丘阻断，周围无路可行。我们急忙下车举目四望，荒凉的原野上别说想见到一个人影，就连一个过路的小鸟也没有，只能依稀看到几棵已经失去了水分的残草，簇拥着在一起，扑倒在荒漠上，在狂风中痛苦地挣扎着。我们急忙翻开地图想从中找到一条新的公路，然而天黑已使它失去了作用。我开始担心当晚是否能赶到目的地了，当我们正打算往回返边走边寻找转机的时候，从我们来的路上又冲上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当车停在我们的面前时，跳下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是吴。他下车就问：“到哪去”，我说：“到六师”。他说：“这个季节不能走这条路，这条路途经科尔沁东部沙漠，这个沙滩是这一带的流动沙丘，你看高度能有40多米，既爬不过去也绕不过去，走西路吧”。“西路咋走呀”，我的司机急忙问，他眨动着那只眼睛，想了想问：“急吗？”，我说“急”，接着他又说：“那我送你们吧”。
在吴的带领下，找到一条地图上根本见不到，来的路上也没有发现已被厚厚的一层沙土覆盖了的小路，绕过科尔沁东部沙地的西北角，穿过乌尔克沐沦河下游一段干涸的古河道，驶上大路，当晚赶到扎鲁。
六师的曹焕臣政委（后来成了我的政治部主任，再后来调40军任政委、继而为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参谋长（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为我们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我不记得都吃了些什么，只记得吴喝了不少酒，还记得他说这次到六师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他是为撰写《西辽河流域战争史略》一书，专程去考察科尔沁沙漠，在那与我们是不期而遇。我很感谢吴的友情“路导”。为了表达我的谢意，尽管饭后我还要与前期赶来的同志连夜研究工作，我还是满满地敬了他一杯“草原白”。我睡得很晚，第二天我醒来时，已过开饭时间，司机告诉我：吴处长扒拉几口早餐就走了，他要一早往回赶，到科尔沁西部的浑善达克沙漠，去考察那里的半流动沙丘。他给你留下一册《辽河流域军事地图》。这是总参绘制的，我在编绘者一栏中看到了他的名字。
打那以后，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我了解到吴不仅业务好，还有许多爱好，他爱读书，他床头上贴着“藏书、读书、著书”六个大字。他酷爱篆刻，刀工遒劲，取法乎上。特别是他对古钱币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业余时间里，在当地收集了大量的古钱币，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有人玩这种“小钱”的。他也了解到我喜爱刻刻画画，好摆弄“石头”，常常在夜里临池习字，弄墨涂鸦。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业余爱好后来竟成为他安身立命的职业。
1988年的春天，在纪念东北解放四十周年的前夕，振强同志撰写的《西辽河流域战争史略》定稿了。一天晚上，他拿来肖克将军为该书题写的书名“塞北风烟”，请我帮助他把其中的“风”字改为“烽”字。自古以来，因行文需要改字、补字、摹字、集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著名的大唐圣教序就是后人集摹已逝去200多年的王羲之笔迹而书成的，这并不奇怪。于是我略作揣摩，就完成了。几天后，书一出厂他就送来一本，并风趣地说：“效果真好，一字千金啊”。我打开书，扉页上几行恭恭敬敬且端庄秀丽的小字映入眼帘：在请肖克将军为本书题写书名时，误将“塞北烽烟”写成“塞北风烟”，当时印刷厂急等下稿，来不及请肖老重写，国廉检察长书法已在常人之上，遂请他代笔书写”烽”字，靳君欣然疾书，即解燃眉之急。摹仿他人笔迹本是不易，何况又受时间限制，从效果看，确有以假乱真、后来居上之功，靳上校为肖上将代笔，可谓军旅趣事，遗憾的是当时后记版已定，无法将这一趣事记上，靳君国廉只能做个无名英雄，实乃抱歉，并不胜感激。一件不足挂齿、举手之劳的小事，他竟如此上心，几句热乎乎的话让我很受感动。接下来几天，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这本书里振强同志引用了大量史料，首次对西辽河流域有史以来发生的战争，从战争的起因到战争的结局进行了客观的记述，对战争的企图、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作战特点以及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并把西辽河流域复杂的地理、恶劣的气象、悠久的历史文化、重要的战略地位等都纳入其中。内容丰富，文字也简练明快，读起来完全没有晦涩之风，枯燥之感，读过之后，许多过去模糊的印象便清晰起来。当我再踏着先人重重叠叠的车辙和脚印，一次又一次走进遍布塞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诸文化遗址的时候，心里不知不觉地一热又一热。在经过一个又一个古战场时，常常会在驻足远眺的一瞬间，一下子与历史衔接起来，耳边时不时响起各民族、各部落为了土地和生存，为了权力和王位，金戈铁马征战厮杀的喧嚣。这绝不是夸张。
于是我与振强又有了许多共同的关注，相互的关心。他年长我三岁，很有兄长之风。赤峰守备区是个合编的部队，指战员来自三军四方，在合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是非，尤其是边缘性的经济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严肃查处，于法不容。处理不当，会影响部队团结，会伤及一大批在风沙雨雪中常年镇守边关指战员的心。我当时身为检察长，兼纪委委员，我的意见很重要，有时也挺难心。振强常以老大哥的口气提醒我：要坚持客观，坚持实事求是，一碗水端平。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守备区的八年，所做的工作之所以受到守备区党委和同志们及上级院的认可，多次被评为沈阳军区优秀检察干部，与战友常吹的“耳旁风”不无关系。
实际上，在我与振强共有的那些夜晚，很少谈工作，有些工作有保密性质也不便触及。交流最多的是收藏知识。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收藏热”，我们也并非有什么投资理念，仅仅出于排遣单身塞外孤独，自寻一点文化乐趣而已。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星期天晚饭后一起到我们宿舍楼后守备区的小工厂去，利用那里的小砂轮打磨我们从赤峰红星石雕厂、大阪工艺品加工厂花不多钱淘来的巴林石边角料，磨成初形后，拿回宿舍在进一步用不同型号的砂纸、牛皮做深加工，最后在电炉子上加热上蜡，一枚枚五颜六色，润泽、晶莹、漂亮的章料便制成了。而忙完后，时常饥肠咕辘的，那时部队星期天都是两餐，于是少不了的就是再叫来几个要好的战友，自己动手或掂掇几个小菜或启开几个后勤部门廉价处理给军官们要过了期的战备罐头，一起小酌。他爱饮酒，而且量很大，只要嘴一沾酒，话匣子就打开，不让说都不行，根本看不出平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1990年，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强烈地吸引着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军官，加上我爱人的病情越来越重，我上交了转业请求报告。当我告诉他后，他也随之提出。
1992年的春夏之交，我俩连续两年的转业报告终于由沈阳军区批了下来。我考入了省公安厅，基本上属于重操旧业。振强被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完全是改了行。他先是担任沈阳分行钱币研究所某项工作的负责人，后又兼任辽宁省钱币收藏协会秘书长。回到地方后，我们的生活基调完全变了样。没有了张弛之分，一个“忙”字让我们的情感神经几乎乱了套。我先是在预审部门，后又调到刑侦总队，在副职的岗位上丝毫不敢怠慢忙忙碌碌一干就是十几年，经常是为一个又一个专项行动日夜守候在岗位上，为一宗又一宗大要案被封闭于一隅不能回家。在与文友（现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一起工作的那几年，即便是正常情况下也是白天工作，夜里开会，基本上没有星期天，一年中回家看看老人在家吃顿饭的时候都少的可怜。转业前在异地那种别样的独身日子已经不复存在。和一些老战友的沟通只能在过大年的时候才能走动走动。振强也忙，主要还是忙于写书，他真能干，转业的第三年，他与王琳等同志合作编撰的一套《辽宁钱币丛书》就正式出版了，他送给我一套精装本，还是在晚上，简简单单、不咸不淡的唠扯几句就急忙分了手。之后，振强曾多次来过电话，邀我出来坐坐，我大部分都因脱不开身或晚上加班不能饮酒而搪塞过去。
正当我们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那是2002年的8月8日，一个噩耗突然传来，振强在大兴安岭卒于车祸。
振强的不幸去世，使我的眼里立时布满血丝，一个与我同路同在的人，一个活生生坦荡荡的人，一不留神刹那间走失了生命。我一面怜怨着上苍的不公和无情，那块他曾为之奋斗过的土地，居然能忍心这么惨然地夺走他的生命。一面又安慰着他的亲人欺骗着自己，他是在不知的状态下离开人世的，与生无大区别，这是上帝对他的偏爱把他唤了去。可心底还是认为他确实走得早了一些，他虽然比我大几岁，但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家贫，怀着人生的希望和理想，较早的参了军，经过二十多年的人生苦旅，三十几岁就成为部队优秀的中级指挥官。在赤峰守备区驻守的内蒙、辽西、吉西、龙江大地，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书写的大量军事方面的文章，有些文章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转业后，他疾志未改，又把自己军事上的才华迅速移化到他热爱的古钱币文化研究上，并且已搞出了成绩，如果上苍再给他五年、十年，他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里一颗耀眼的星。他不仅具备这个潜质，他的执着，他的勤勉，他的激情，是很少人才能达到的，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悲痛之余，曾让我若有所失，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与论金铁者有几人？随着时光的流逝，越发感到“失金者是小失，友者是大失”。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在他临走的那一段时间里，减少了联系，为什么不能也常常吹吹“耳旁风”，常驱车阜外，路上千万要多加小心。仅仅是因为“忙”吗？我在忙些什么！谁又不忙呢？忙就可以将亲情、友情、生命忽视吗？顷刻间，那些身边稍纵即逝的生命给了我至深的提醒和启迪。然而有些晚了，现在，我只能带着淡淡的惆怅，扛着那些破碎的记忆陪他们一起远行。
写到这里，窗外细雨蒙蒙，思绪如斯。我抚摸着振强生前送给我的遗物，一册《辽河流域军事地图》、一本《塞北烽火》、一套《辽宁钱币丛书》，眼睛有些模糊。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还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吗？我打开地图，想找到那个夺去他生命的点，却怎么也看不清，恍惚中，只见一张黑黄的面孔，那是在塞北地区久经风沙才能形成的“土豆皮”样的脸，眨动着那只含着一粒永远也挤之不去的沙尘的小眼对我微笑，与我相忘于江湖。（作者：辽宁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