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风发 笔墨雄瞻
－论宋四家蔡襄、黄庭坚、米芾、苏轼的书法
－陈叔宝纵论中国古代书法史（之十三）
作者 陈毅然
《墨林快事》称赞宋初袁正己、李建忠辈，皆古澹闲雅，尚有唐人遗风。蔡襄稍为变调，苏轼、黄庭坚各出新意，至于颠老米芾扫地尽矣！余谓鲁直黄庭坚有六朝气，非苏轼、米芾可比也。（杨宾《大瓢偶笔卷五论宋人书》）
清朝杨宾著文论宋四家的书法。
宋人的书法，黄涪翁黄庭坚最被人喜爱，其次则是蔡君谟蔡襄，著名之迹若《茶录》、《万安桥记》，虽极沉著明润，然而与涪翁黄庭坚《七佛偈》、《中兴颂跋》相比较，实有径庭之别。蔡襄本学颜真卿，亦不能胜颜鲁公；黄庭坚则得力六朝笔墨，所以深厚古雅，绝无唐人气味。前人多称赞薛绍彭为宋人第一，而其书迹流传绝少。若苏轼、米芾二人，则又在蔡端明蔡襄之下，不堪与黄涪翁鲁直同日语也。
清朝人不太喜欢苏轼、米芾的书法。然苏东坡《荔子碑》、《洋州诗》、与南宫米芾《露筋碑》、《易论》、《龙井碑》(《龙井方圆庵记碑》)，亦不少贬，而米芾南宫榜书尤佳。若其《天马赋》与《评纸》、《梅花》诸恶札，正堪与苏东坡《丰乐亭记》、《春帖子词》作对耳。
宋时诸书家，各不相下，如苏东坡于米元章米芾虽不甚贬，而米元章则称之为‘画字’。黄山谷黄庭坚平日极推崇苏东坡，至樊口烛下观苏东坡醉墨，辄增睡思。
宋四家的书法，排名次本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后因蔡京当国，权势显赫，而亦以书名，遂以蔡京易之，宋四家书法，排名次就成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人以蔡京小人而书又无骨，乃以蔡襄君谟易之，还宋四家书法本来面目，排名次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成了今人一般排列宋四家名次的依据。
宋四家的书法，本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南宋朱子朱熹以黄庭坚、米芾的书法欹侧狂怪，世俗甲乙非是。明人沈启南沈周以蔡君谟为朱子熹所重，乃更为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清人杨宾则以为苏轼冠于黄庭坚、米芾之前，亦未为允当，遂于《书要》篇中更定之为蔡襄、黄庭坚、米芾、苏轼。
一、论蔡襄的书法
闽中蔡端明蔡襄《万安桥记》，实可上配颜真卿书的《中兴颂》。闽人说：后一石，日本人换去。细阅之，后幅果弱，石理亦细。
日本国人将蔡君谟《万安桥记》后一石换去，人不能辨。《书断》说：外国人康昕密改王献之子敬方山亭题壁数行，王子敬后过不疑，外国人亦可让人生畏。
蔡襄君谟《万安桥记》本两石，清嘉靖间，遘倭患毁其半，土人取旧本摹补之，前一片仍刻。日本换去事，属传闻，例如南朝时百济国(古朝鲜)取萧子云的书迹，唐朝鸡林国(新罗，朝鲜古国)取欧阳询的笔迹，或许有之。庾肩吾《书品》，列康昕中之下十八人之内。李嗣真《书后品》，列康昕中中品十二人之内。评价“康昕巧密精奇，有翰飞莺弄之体。”《九品书人》，南朝齐康昕行草，又列下下九人之内。张怀瓘说：“又有康昕，亦名善隶书，王子敬尝题方山庭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康）昕字君明，外国人，官至临沂令。”（《书断下》）
大概康昕君明盖以外国人而仕于中国也。考其素有书名，当未可与日本人一例视之。
宋刘克庄刘后村说：“蔡端明小楷以《茶录》为冠。今观其书，舒徐刻画，在虞（世南）、颜（真卿）之间，可与《小字麻姑坛》(颜真卿书)并传千古。”
苏东坡称蔡君谟小字愈小愈妙。蔡君谟的字，莫小于《茶录》，然尚不及《麻姑坛》，若《万安桥记》则几与《中兴颂》方驾。苏东坡语，未为尽然。
二、论黄庭坚的书法
黄山谷专学江苏镇江焦山《瘗鹤铭》。虽不及张嘉贞《北岳碑》，然如《七佛偈》等帖，庶几乎孔子之有若矣。如山西永济蒲坂首阳山雷首(雷首山)之《夷齐（伯夷、叔齐）庙记》，则又全似中书令褚遂良的《圣教序》，不类《瘗鹤铭》了。
黄庭坚山谷跋颜鲁公《中兴颂》后诗，本从《瘗鹤铭》出，而加以翩翩风致，几欲跨唐人而上之。若翻刻本，不足可观。
黄庭坚鲁直书《文赋》到一半，兴尽而止，以遗晁仲询，至今以为美谈。
宋人的书法，黄山谷《观中兴颂跋》与《七佛偈》，实得六朝人笔意，非苏轼、米芾可比的。
三、论米芾的书法
《池北偶谈》说：杜编修杜子静家，有米元章细楷（小楷）《黄庭内景经》，米芾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内殿秘赏御印’及权臣‘贾似道’姓名小印，元朝‘柯九思印’。
米芾米襄阳《龙井方圆庵记碑》，不知何时断裂？明万历丁酉夏，知仁和县事，晋陵(常州)胡澄钩旧拓本重刻。胡澄后有跋，其书酷似米襄阳，疑今行世米(米芾)本即其笔。
米南宫(米芾)书，《易论》、《龙井》(《龙井方圆庵记碑》)二种，清朝何庶常家内府宋拓本，深稳浑厚，纯是六朝笔法，与后世刻本绝异，不得不使人俯首至地。
米南宫《记鲁公遇陶八八》真迹，用褚遂良笔意学颜真卿书迹，沉着痛快，而不甚轻佻，与米南宫他书不同。后有文湛持、钱牧斋(钱谦益)、董思白(董其昌)跋。
南有堂所传米芾书《陶八八事》真迹，虽有败笔，然沉着峭拔，以千钧之力作一笔，几欲跨鲁公而上之。此米老杰(米芾)作也，他所见皆不及。
米芾善临仿古人笔迹,几于乱真。米芾草书颇得王献之笔意。米南宫临王氏（献之）草书颇熟，绍兴内府宋拓二卷，几于王氏（献之）无别。如河北涿州冯氏《快雪堂》所刻米海岳米芾临王氏诸帖，乃后人临本，非米海岳书。又米海岳行押(行书)，如《戏鸿堂》所刻《苕溪诗》、《易义》、《露筋碑》诸帖，未尝不佳，然有一种恶劣气习，终远大雅。米海岳书《陶八八事》真迹卷，沉着痛快，几令颜太师(颜真卿)退避三舍。石刻，亦佳。董其昌及刘雨若等受米海岳之累不小。
《西园雅集》十六人，一时名士毕集，实可上配《兰亭》。米南宫《记》，亦有意摹王逸少，第笔迹难继耳。《玉山雅集》，则更出其下。
江苏武进唐云客刻米襄阳书《向太后挽词》、《拜中岳命作》、《阴符经》、《十纸说》、《西园雅集图记》，为《半园米帖》。康熙丁亥，江苏金坛许奕晋得唐云客双钩本，嘱米典六勒石，蒋湘帆有纸本，洵《西园记》最佳本。
米芾临摹唐人书法名作。虞世南伯施《汝南公主铭》及《积时》、《卧枕》诸帖，褚遂良登善《太宗哀册》、《枯树赋》、《随清娱墓志铭》流传于世，刻入诸帖者，皆米襄阳所临，以是每露米襄阳手脚，与虞世南、褚遂良原迹不同。虞世南、褚遂良原迹庶几于碑版中求之，他书不可信。
米襄阳自言初学颜真卿，次学柳公权，次学欧阳询，次学褚遂良最久，次学段季展，后乃学汉朝的师宜官。今观其书，于欧阳询、柳公权俱无所得，颜真卿后来亦遭米芾痛贬，字字如蒸饼，惟书碑则极力摹之。段季展书不传，师宜官工大书榜书，米芾或见之。今之所传，大都得力于褚遂良最深。惟是双钩二指，本不及褚登善坚实，至第四指，全然不用，是以努皆无力，而纵横之中反有欹侧之势。如王谢家佳子弟,虽纵复不端整，然字里行间有一种风流气骨。
米芾说：“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海岳铭言》）此虽确论，然皆就其迹而言之。若以其所以然之故，则米海岳不能言了。为什么呢？观其书迹就知道了。
四、论苏轼的书法
江苏宜兴长桥元丰(宋神宗年号之一)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复立榜曰：‘欣济’。没有多久，苏东坡经过此处，为此题笔写了：‘晋孝侯斩蛟之桥’，刻石于道旁，崇宁(宋徽宗年号之一)中禁苏东坡书迹，沉之水中。
苏轼笔迹时有赝品。
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清朝人杨宾曾观墨迹两卷，笔画相似，殊不类苏东坡其他书迹。陈眉公陈继儒所载说：“真迹在绍兴方氏，为士人白麟摹写，赝本甚众，往往得厚值。”（《濯缨亭笔记》）疑虑遂释。
河南鄢陵县刘氏有苏东坡《醉翁亭记》石刻，后有新郑高相国跋，见周栎园《因树屋书影》是否士人白麟临本？
苏东坡书法学王简穆王僧虔较多。苏东坡书写《洋州诗》学《灵运禅师碑》，《荔子碑》学《中兴颂》，《归去来辞》类《景龙观钟铭》，其余简札多有类南朝齐王僧虔，可他惜执笔欹斜，字多俗。
苏东坡《九歌》、《九辩》皆黄州时书写，评论者说：“跌宕超轶，殆若神骏翩翩，不可控御。”又说：“笔意轻峭”。未见真迹，未敢论定。
苏轼端明书《天庆观乳泉赋》真迹，有李心传、王遂、尤煓、王亚夫、陈仁玉、谢奕修、孙子秀、宋濂跋，誉其“笔老墨秀”。
宋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苏东坡自海南归，遇其甥柳展如闳，出文一卷示之，说：“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说：“《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展如后举似洪兴祖庆善。庆善跋苏东坡帖，具载此语。又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苏东坡先生年六十六岁，度岭南此归。正月到虔州，二月间发虔州过吉州，中途又为南安军作《学记》，写海外所作《天庆观乳泉赋》。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于常州。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还禄位于天子)。七月二十八日丁亥卒于常州。《乳泉赋》盖苏东坡先生绝笔。
姑溪(李之仪)说：“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几不出于一人之手。”无论老少，工力不同，即一时兴会，亦自有异，不值得奇怪。
物固有遇不遇。书名亦有遇与不遇。
苏东坡遭难，诗书并禁，甚至宣和进御书画，有苏轼题跋者，皆割而弃之。及后内府搜诗，《英州石桥铭》，梁师成出钱三百；《千月林堂》榜书，谭稹以五百万钱易之。
苏东坡作书与宗人(苏)鎔，说：“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又书赫蹄纸说：“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值）。”’此语在当时闻之，自觉过于矜诩，迨至今日，若合符契。苏东坡有什么修积而得此重名哪？
“宗人鎔，贫甚，苦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附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帖，吾书不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贾如是，不亦钝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又戏书赫蹄纸云：‘此纸可以鑱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东坡集书赠宗人鎔》）
清人钱泳著文评论宋四家。
董其昌尝论宋四家的书法皆学颜鲁公，钱泳不以为然，认为宋四家皆学唐人，董思翁之言误了。如苏东坡学李邕，而参照之法却寥寥无几；黄庭坚学柳公权，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米芾学褚遂良，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颜真卿神似者惟蔡襄一人而已。盖蔡襄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颜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颜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献之，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
苏轼的书法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钱泳说苏东坡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苏轼论书诗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说：“端庄杂流丽，刚建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陈继儒)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哪里是苏东坡的真迹呢！
清人重元明人的书法而轻宋人的书法。钱泳认为，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
钱泳的好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轼的书法，钱泳劝之不可学，蒋艺萱不以为然。钱泳问蒋艺萱说：“君自学苏轼的书法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蒋艺萱说：“实自得意。”’钱泳告诉蒋艺萱说：“这就是受病之处。”’蒋艺萱深服钱泳之言。
钱泳年过五十，自知天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学苏轼的书法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不久再去之，才知苏东坡之书法未易学哪。
钱泳弱冠时辄喜学黄山谷的书迹，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里很是疑惑。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钱泳书迹，便说：“小子错走路头了。”因问林蠡槎先生说：“那怎么办？”林蠡槎先生说：“必学赵子昂书方能退转。”
明人清人学黄山谷之诗如学黄山谷之书法,得了粗俗槎枒之病,必以他家之法退之,方能有所成就。学宋四家书法的清朝名士最终没有出大的书法家。
钱泳后见冯定远论黄山谷诗，以为江西黄庭坚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李商隐、西昆杨亿诸体退之，乃悟林蠡槎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黄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钱泳评论文徵明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董其昌一筹，沈周就不评论了。
米芾的书法不可学者过于纵，蔡襄的书法不可学者过于拘。米芾的书法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清朝书家盛推姜西溟(姜宸英)、汪退谷(汪士鋐)、何义门(何焯)、张得天(张照)，诸公皆一时之选，钱泳评论说姜宸英拘谨少变化，汪士鋐的书法能大而不能小，何焯的书法能小而不能大，惟张照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为什么呢？因为学米芾之功太深了。至老年则全用米芾之法，至不成字。即便如查二瞻(查士标)本学董其昌，老年亦用米芾之法，终不能成为大的书法家。（《书学﹒宋四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