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一对年轻的丽人
在许鹿希的家，我曾长久地凝视着一张照片，那是许鹿希和邓稼先的结婚照。这是一对丽人，他们的神态是那样地默契，他们的家世、个人的特质、长相是那样地般配。
从他们个人来说，两人都属于各有特点之人。结为连理又互相补充。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他们共同点燃了不灭的生命之光。
许鹿希与邓稼先认识，是1946年她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上物理实习课时，邓稼先恰好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医学院物理课的实习课是邓稼先教。那时的学校，师道尊严非常突出，大学的老师都不苟言笑。作为助教的邓稼先，年龄上与学生比较接近，性格又比较开朗，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很好。
许鹿希说，邓稼先是1924年出生的，我是1928年出生的，他比我大4岁，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我们常常因为有些课的内容教授讲得太快或者是听不全，就攒下来在上实习课时问邓稼先，邓稼先讲得非常仔细，非常透，他到底还是比较年轻的助教，容易理解学生哪里不懂，辅导我们时也能对症下药。另外在上物理实习课时，怎么用仪器都要求非常严格，如果大家不会邓稼先就手把手地教。
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女学生不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私下议论，觉得许德珩是北大的着名教授，是不是许鹿希沾她父亲的光才考上北大的。
年轻的许鹿希受家庭的熏陶，书卷气极浓，在她不善言谈的外表下，有一股子特别好学上进的精神。她可以在考试题很难、很多同学考试很糟的情况下，还考98、99分，学习成绩非常好。几次考试之后，同学、老师们就知道了这个不善言语的女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进入这所学校的。由于许鹿希的物理课和其他功课都很好，这也引起了邓稼先的注意。
许鹿希提起这段往事回忆说，邓稼先那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所以我很愿意听他的课。他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我提问时他也非常耐心地解答，可是那个时候大学不允许谈恋爱，不允许结婚。虽然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有好感，但我们还是师生关系。他对班里的其她女生也很好，对她们的提问也非常耐心。
医学院是七年制，1953年许鹿希毕业的时候他们结婚了。有人说他们俩是青梅竹马，可是许鹿希说，他们不算是青梅竹马，因为她是上大学了才跟邓稼先本人认识，不过，邓许两家有很长久的关系，是世交。
许邓两家的世交
许德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邓稼先父亲邓以蛰先生也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们是在北京大学的环境中就认识的，而且两家早有来往。邓稼先的母亲非常贤惠，很会做菜，所以邓以蛰先生家里经常请客。许鹿希说，邓家请客的时候请我父亲和母亲去，可是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去邓家吃饭、聊天不带我去，一方面我很小，另外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邓稼先家里除了他的父亲邓以蛰跟我父亲是同事以外，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曾经做北大和师范大学的教务长。他比邓稼先大20岁，郑华炽教授跟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很熟，解放前他们都住府学胡同北大的平房宿舍，许家和郑家是隔壁。
许鹿希说，我母亲和我父亲在邓稼先很小的时候见过他。因为邓稼先是他家里4个孩子里第3个，他有两个姐姐，大姐比他大10岁，二姐比他大8岁，他和弟弟之间差6岁。他在家里顽皮得不得了。一次，我母亲从他家里回来就笑说，邓家这个男孩子简直顽皮，家里请客两个姐姐都是穿得整整齐齐招待客人，邓稼先却坐在家里大门的门框上望，谁一来，他就报谁谁到了。我父亲、母亲到他家去，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许伯伯、许伯母到！脚一蹬，门就开了，他再从门框上跳下来把我父亲、母亲让进去，又跳到大门框上在那儿看。他是那种无拘无束的调皮捣蛋的孩子。
“娃娃博士”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 1936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成为最要好的朋友。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听着许鹿希的讲述，我问：“邓稼先之所以成为娃娃博士，是否得益于这种很宽松的家庭环境？”
许鹿希点头说：“他父母对他非常爱护，约束的也不是很紧。他的父母对人很宽厚、很恬淡，孩子们的性格能充分发挥。他父亲邓以蛰教授书法写得非常好，有时候写一幅字，拿到荣宝斋马上就卖掉了。”
邓稼先是1948年去的美国，1948、1949年在美国学习。到美国学习之前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他的人叫袁永厚，解放以后曾经是北京工业局的领导，和邓稼先是非常好的朋友。1948年邓稼先到美国去的时候，袁永厚说很快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邓稼先说，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以后一定回来。邓稼先到美国去学习那会儿他和许鹿希的关系虽然没有挑明，但是彼此已经是人在等，心也在等了。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有一张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戴着博士帽回头的照片让我很好奇。我想，也许那一刻，年轻的博士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仿佛感受到了母亲的召唤，同时也希望远在祖国的姑娘能看到他学成归国的英姿。
在美国期间你们通过信吗？我看着照片问许鹿希。
许鹿希笑了笑说：“没有通过信，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处在黎明之前，人们都在期盼新中国的到来。”
我有些刨根问底：“走之前为什么没有确定关系呢？”
许鹿希沉吟片刻：“关系没有特别明确，因为那时候医学院课程也很紧。另外医学院女生比较少，男生很多。”
“男生很多？”我重复着这四个字。我在想，如果那时候许鹿希和别的男生结合了，她的命运又该是怎样的呢？许鹿希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笑着说：“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今世继续吧。”
我紧跟着追问：“回来以后又怎么接触的呢？”
问她的同时，我把照片放到了许鹿希的手上。许鹿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照片说：“回来以后彼此接触就比较多了，恰好他的大姐家也是住的北京大学教授宿舍，我父亲家也是住的北京大学教授宿舍，两家来往很密切。那一段时间他父亲身体不太好，经常有病，他们就找我去给他打针，看一看什么的，这样来往就比较多了。”
邓稼先的姐姐在回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结合时这样说：
“稼先已20多岁，朋友们为他介绍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为他介绍一姑娘，见面后，我问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我‘擦那么多脂粉，差点儿把我熏跑了’。北京大学有一宿舍在府学胡同，住了20多家老师。大家相处和谐，大院各家没有围墙，天天可以见面，孩子们在院子玩耍，十分和气。解放后，大家各奔东西。那时我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伯母劳君展先生和我常见面，她是法国留学生，专长数学，在大学教书，为人和蔼可亲。那时稼先常到我家吃晚饭，所以许伯母见过他。许伯母见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书很认真。许伯母有一女儿叫许鹿希，学医。我和稼先说劳君展先生很看重你，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许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经过我和许伯母劳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许鹿希成为终身伴侣。”
一个是赴美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温婉聪慧的女大学生。邓稼先、许鹿希，这对令人羡慕的学者情侣于1953年结婚， 他们的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那年邓稼先29岁，许鹿希25岁。
－－你们那个时候结婚是什么样的？
许鹿希温和地对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坐花车，或者跟现在一样坐着很排场的汽车被丈夫接到婆家。那个时候刚刚解放，形式上的东西都打破了。就在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请一些同事、朋友，大家唱唱歌，吃点儿糖，吃点儿点心，还不是点心，就是那种小饼。”
许鹿希说：“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没有披婚纱，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唱唱歌，念念诗，互相之间玩玩游戏，开心一下，祝贺祝贺，就是这样，比开会要轻松的，然后互相逗逗趣这样一个仪式。大家很自由的，也还是很热闹。”
说到结婚照，我知道，是邓稼先和许鹿希并排照的那一张简单的结婚照，也是我多次长久凝视的那张丽人照。照片中一男一女穿得很整齐，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样子。许教授说，不是后来的这种披着满头都是花，戴的都是丁零当啷的。那个时候不时兴那么复杂的婚礼。
邓稼先很会玩
采访中，邓稼先、许鹿希当时恋爱的情景也是我很想知道的。
－－您那时候跟邓稼先恋爱的情景现在还记得吗？
许鹿希点点头：“记得。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花样。那时候礼拜六都在上课，也就是礼拜天有空，都是骑自行车出去玩，他的车技很好，我也很会骑车，我们就骑车到处玩。坐公共汽车也可以，不过，到郊外很多地方没有车。”
我又问：去哪儿玩呢？
“有地方啊，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复兴门外的公主坟，那时候公主坟是一个很荒凉、人很少的地方。不像现在，车水马龙的。在公主坟附近有一个叫什坊院的地方，那个地方解放前医学院有一个医疗站设在那里，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人会面的地方。医疗站给当地老百姓看病，或者是打一些预防针，我们经常去那儿。有时候我跟邓稼先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带点吃的，一边溜，一边唱唱歌，找一个有树荫、凉快一点的地方坐坐，聊一聊天，吃点东西，然后两个人再回来。
“或者就是到公园玩，那时候经常去颐和园划船，冬天到北海公园去滑冰。
“说到滑冰，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还记得，那时的北京，天气比现在冷多了。爱滑冰的大人、孩子们一到冬天就自己开始做冰车、冰鞋。那时候，能够滑冰的地方也很多。”
－－您也喜欢滑冰？
许鹿希点点头：“邓稼先滑得非常好，里八字、外八字都会。跟他去滑冰也不觉得冬天有多冷了。在冰场滑着滑着浑身就热起来，感觉整个人都变了。那时候年轻，工作也没有那么忙碌，生活真是快乐啊。”说着，许鹿希的声音似乎提高了：“五六十年代没有像现在这样，年轻人玩的东西特别多，可是我在他的带动下，每天的日子都很充实。邓稼先这个人是很活泼的，他很会玩，游泳游得可以在水上漂，游得不快，能漂得起来。结婚以后我们经常逛厂甸，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他最拿手是抖空竹，抖得非常棒，我们买的空竹是两头大、中间细的最经典的空竹。还有一种是，一头是小细疙瘩，一头是大疙瘩，那种也很好玩。
“有一年春节，我和他带着孩子去逛厂甸庙会，人真多呀，走着走着，我和他突然分开了，我着急，就喊他和孩子的名字，他听见我在喊他，为了让我能看见他和孩子，他就让孩子骑在他的肩上，我一眼就看见了，拼命地挤过去。挤到他跟前时，他使劲地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看见我刚才往这边挤的样子很着急，很可笑。还说给你买个空竹安慰一下吧，后来我也学着抖空竹，不过，怎么学也不如他抖得好。”
－－他经常抖给您看？
“对，那时候经常给我抖着玩。特别是在家里经常抖，挺有本事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学的。家里人看我们下班后就出去玩，也觉得我们跟小孩子似的。”
许鹿希说她自己不爱玩，可是邓稼先爱好却挺多的。他还特别爱弹球。
许鹿希用手比划着说：“就是那个小玻璃球，在地下挖几个小坑，把那个小玻璃球弹到挖好的那几个小坑里。我不爱玩，女孩子从来不玩。他的老师也弹得挺好。后来他又喜欢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不行，他打乒乓球很厉害。为什么他厉害？因为他是左撇子，他拿左手打乒乓球，他那么一抽对方接不着。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在和许鹿希聊这一段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没有开灯，外面的灯光照进屋里，隐约地能看见对方的表情，就这样在光线昏暗的屋内继续追忆着那已经远去了的故事。虽然只是美好的回忆，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过去已经存储在了她的记忆中，时间无法拦截那美好的记忆。回忆过去，她内心依然充满幸福。
用三种语言唱《欢乐颂》
似乎要探寻秘密一样，我继续问：邓稼先爱唱歌吗？
许鹿希说：“爱唱歌，他唱得不是很好。如果说他爱唱歌的话，常常显摆的是什么？他能拿德文唱《欢乐颂》。《欢乐颂》最经典的是德文，英文是后来才翻译的。《欢乐颂》最后是合唱，他经常拿德文唱，他一边唱一边问我，你会吗？刚开始我还回答他，我不会，我不懂德文，我知道那个调。可是他每次唱得很好的时候就要问我，你会吗？后来我就不回答他了。邓稼先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都很不错，三种语言都会。”
“用三种语言唱《欢乐颂》？”
可能是我的声音突然提高了，许鹿希停下了她的回忆，她的目光又移向了窗外，轻轻地诵着：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烦恼，在你的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欢乐颂》以其宏大、辉煌的音乐魅力，以其高尚、恢宏、具有号召力的词句在世界音乐史上独树一帜，在流传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那样具有感染力，仍然让人在歌声中振奋。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音乐和词句结合得几近完美，它是世界上两个相知人的心声的完美合成。
《欢乐颂》并非单纯的歌曲，它出自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欢乐颂》的歌词则取自德国伟大的戏剧家、伟大的诗人席勒的诗作《欢乐颂》。贝多芬成长的年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贝多芬深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谱写了大量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革命者倡导全人类团结友爱、和平自由，席勒的《欢乐颂》正是这种思潮的典范。贝多芬在交响曲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将席勒的诗作放在自己的作品里，经过6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在1823年完成了他的《第九交响曲》。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观众连续5次的鼓掌（按当时的惯例皇族出场才鼓掌3次）。
当贝多芬看见观众为他热烈鼓掌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可能就在此时此刻，他意识到，他将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留给人间的伟大使命即将完成了。
这一切与邓稼先多么相似，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和平、欢乐留给人间。这一切与许鹿希多么相似，把痛苦留给自己，把自由、欢乐留给他人，留给爱人。
票友邓稼先
邓稼先是个极爱自由和空间的人，他最喜欢的还是京戏。许鹿希说：“他爱唱戏，爱听戏。我们那时候也经常去剧院看戏，他有时候学京戏，捏着细嗓子学梅兰芳唱，学得挺像，尤其是《苏三起解》唱得非常好。”
在和许鹿希多次的交谈后，我注意到，我们的话题很容易就回到过去的岁月。
－－“那您喜欢什么呢？”
许鹿希说：“我开始不喜欢京戏，可是稼先对京戏的热爱，也把我带出来了。我听不懂，他就坐旁边一句一句给我说词，后来的京戏在戏园子墙上有词了，我边听，边看墙上的词，就这样，听懂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许鹿希对邓稼先的信任和依赖，不时在言语中流露：“那时工作之余有好戏都去听。常常到一流的剧院去看一流的京剧、芭蕾舞。那个年月，开始票很贵的时候，看的人少，票没有问题，想看去买票就是了。后来票比较便宜了，看戏的人多了，戏票就不好买了。邓稼先就到剧场的门前去等退票。邓稼先等退票本事大极了，可有水平了。他手里拿着钱，观察着来往的行人，看过来人脸上的神色，他就知道这人退不退票。有时候他把钱就拿在手上，看着有退票的人来了，他就马上过去先把钱给人家，然后再接人家手上的票。”
多才多艺的邓稼先经常带着许鹿希从剧院出来，在银色的月光下一边散步，一边惟妙惟肖地扮青衣唱一出《苏三起解》，一对多么浪漫的恩爱夫妻。他们的性格虽然不太一样，邓稼先喜欢动，许鹿希喜欢静，但是他们却生活得如胶似漆。
邓稼先总能有意无意地为家人创造幸福感
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幸福时光，许鹿希说：“邓稼先总能有意无意地为家人创造这种幸福感。”
在《邓稼先传》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时晚上不出去，在家里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别致的生活情趣。他喜欢在妻子面前吹嘘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词汇多。他不是在昆明时就背过牛津字典吗，何况以后又在美国学了两年。他要妻子考她，就像用铁槌敲打火石一样，想用这撞击出的火花在妻子面前过一过骄傲的瘾。许鹿希也来了精神，问他“河马”怎么说，他立刻答出来了，又问“斑马”怎么说，他又随口答出来了。妻子觉得难不住他，忽然想到了“麻醉”，真奇怪，他连这样的词都会。妻子觉得他是不简单，开始真的动起脑筋来，就像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找奇花异草一样，另一条思路被打开了，她要找生僻的医学名词作为奇兵。她歪着脑袋眼睛下视墙角，突然问道：“‘视网膜’怎么说？”“视网膜？”稼先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他用笑声表示了自己的失败。
许鹿希和邓稼先喜欢菊花，“特别是菊花那种自由、散淡、无拘无束又迎风傲霜的性格让人心存敬意”。
有一次，邓稼先知道颐和园有一个菊花展览还可以去看，4点钟会开完了，他又赶紧叫上许鹿希直奔颐和园。那天他们俩拼命地往颐和园赶，赶到那儿，菊花展览室刚好要关门。对于执着的人来说，困难是一定能克服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跟办展览的管理人员求情、磨蹭。什么也经不起磨呀，办展览的管理人员也只好让他们进去了。那一天，菊花展览破例为他们延长了一小时。有的时候，一个什么展览关门了，实在磨不进去，他们干脆就在公园里走走。特别是颐和园，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万寿山上是他们经常眺望的好地方。站在万寿山上眺望昆明湖，让人浮想联翩。
结婚后，邓稼先一家人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每天乘坐的31路公共汽车乘客稀少，最近的车站离家也有两站路之遥。每到晚上，邓稼先总是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她。特别是到了秋天，当她从31路公共汽车走下来时，不远处稻田里传来的青蛙欢唱声，又会让人想起“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诗句。
许鹿希和邓稼先都非常喜欢月亮，尤其喜欢那一弯新月，他们觉得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人如醉如痴。一个仲春的夜晚，他们从人民剧院看戏出来，拂面而来的晚风带着丁香花的味道，许鹿希知道，邓稼先最喜欢丁香花。她对邓稼先说，我们去看看，哪里的丁香花这么香。这一对年轻人就这样寻着花香在月光下相依而行。许久，邓稼先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听着爱人的话语，许鹿希觉得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她也在想，时间的长河上是否能够永远倒映出他们快乐的身影？
“很正直，很正派，很踏实”
许鹿希说：“我的性格比较安静，并且我不太活泼，不太闹的，是比较内向的。邓稼先他是待不住的，一有点时间他就愿意去玩，他喜欢爬山、逛公园、听京戏。”
我说：“那他的这种爱好您也就随着他了？”
许鹿希说：“我当然是跟着他了，他说去爬山我也跟着去。”说话时，我看到许教授的脸上出现了只有在恋爱时才有的神情。
我问：“生活中，一般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你们有什么分工吗？”
“在家里邓稼先一般都是听我的。”
－－“你们结婚时有没有山盟海誓？”
许鹿希回答：“对于我们来说不需要山盟海誓，因为我们两家老人之间都是多年的好朋友，都是北大教授。所以，两家本身的背景相同，互相之间的交往又都很深，我和邓稼先互相也很欣赏对方。怎么说呢，互相就觉得彼此是可以托付一辈子的。”
又是一个初冬的黄昏，和许鹿希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问：跟邓稼先认识到谈恋爱，他哪方面吸引了您？
许鹿希没有犹豫地告诉我：“这个人很正直，很正派，很踏实。”许鹿希一下用了三个“很”字。我沉默了。是啊，既然看到了他身上有这些难得的品质，就是知音的征兆，聪慧的女性受到了这种征兆的感召。许鹿希说：“他教过我们课，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不偏爱人，有的教员对那些穿得比较阔的孩子很殷勤，对一般的就不怎么样。他不是这样，邓稼先是一视同仁，有什么问题就认真地教，他的态度让你觉得，他非常想让你懂。我们有些问题问他，他说一遍我们还不懂，他就会耐心地继续给你讲解，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讲，直到你懂得透彻了为止。他这样教学生，老师、学生就知道他心地非常好，为你着想。你想想，教员这么讲课多累啊，不管什么人问，态度都这么好，让你觉得他心里是很善良而且对人很诚恳的，这一点很好。从我上大学物理实习课时，也就是1946年认识他，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40年，这40年里他最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纯朴，很正直，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没有什么鬼点子，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管对人、对事业、对国家都很真诚，真诚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可爱，不是奸猾的人，这一点你可以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