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书写和写书
承公侠
叶鹏飞，以他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书法创作与社会认知，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书家。然而，在他内心，书法，并不是职业，而是志业。这是我对他的看法。
叶鹏飞平生最大的志愿也是最高的追求便是：尽情地与笔砚为伴、纯粹地与艺术偕行，而不要受到世俗的干扰。幸运的是，职业与兴趣结合，理想与现实一致，叶鹏飞的机遇为人羡慕。但他始终清醒地警惕地意识到：莫让自己的创作职业化、作品行业化、风格专业化。这并不是讲他“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甚至“游蓬户于朱门”，宅心实诚的他断然没有如此的玩世不恭，只是艺术感觉敏锐的他认同这样一种关于规律的说法：创作有灵感、作品有新意、风格有个性，才会不陈腐、不俗套、不会昙花一现。
这样的认知与态度，叶鹏飞经过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他出生于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颇浓的家庭，父母启蒙教育最多的是诗词古文，一一于晨曦良宵口授不辍。迨其成长，又次第得本邑耆宿朱松闇、姚墨庵、戴元俊教诲。这里边有几点值得回味和注意：一是叶鹏飞问业的青葱岁月，正值“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知识，就等着不是去工矿争当螺丝钉、便是下农村接受再教育，可见他的学习具有鲜明的自学特点。二是不论家长还是上述前辈师长，都长期浸淫传统文化，达到深厚的功底与优雅的修养，这给叶鹏飞后来发展的潜在影响未宜小觑。三是他能在激荡的大时代背景下辟得一小块清凉之地，得以在工厂劳作之馀成为“精神贵族”，他接受的是文化上的素质教育，而不是书法上的技术训练。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钻研练习书法，就摆脱了功利性、低层次、机械化，因为他当时学的是诗书，书法是附属，有如昔日读书人的“六艺”之一—书。事实上，青年叶鹏飞于诗、文、书画皆予涉猎和探索，他没有把这些艺术门类加以区别细分，而是综合对待，认为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非这样难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与文化。正因为是自学，又在一群实过其名、真才实学者的指导下，他躲过了流行的侵袭和时髦的伤害，终于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修养全面、气质纯正、趣味高雅、追求精神的文化传承人。他未必自我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觉得这样做有幸福感、有成就感，而且理所应当。所谓他的自发，肇基于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而立的叶鹏飞进入文博系统。迄于今日，他如愿以偿地得以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文学艺术。在此期间，他又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飞跃。标志何在？他向来不把书法看作是一门技术活儿、一种游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方式、一种仅供少数人相互比试抑或相互欣赏的竞技运动。今天人们所称的“书法”，古人颠倒字序谓之“法书”，就是贬低其技术性而强调其精神性， “技进乎道”是也。语言文字的产生，记录文字的工具，交流传播的载体，中国古人在特定的条件下，长时期使用笔、墨、纸、砚，其广泛深入的程度达到凡识字写字者必操毛笔，舍之即为文盲。这表明书写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书写的唯一方式即书法，或法书，或书道之类。这种普及程度的直接效果便是书法大家的不断出现，这也就是说，书法的美感来自实用，脱离了实用的书法就沦为手技。叶鹏飞际此电脑网络时代，不可能迂腐到凭借一己之力要求人们弃电脑而操笔砚，他在当今情景下自己所作的努力便是尽可能地接近古人的行为方式。他与师友交流，犹存尺牍；个人撰写诗文，必备手稿。书写的过程，即是他参悟书写精神及其技巧的过程。书写于他而言，是开门七件事之外的第八件事。
在现时代，要恢复并加强书写实用性以期提升其艺术性的催化手段，莫过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实践。这方面，叶鹏飞主要是通过诗词创作来完成的。自童子功起，炼句与临池，对于他来讲就是并行不悖的训练，甚至前者下的功夫更多更深。成年后已习惯地运用诗词来抒发感情、表达心境、记录交游、叙述经历……一篇新成，欣然自写，炼句的收获与艰辛，转过来促使他临池的进步与升华。更重要的是，叶鹏飞自从进入文博系统从事鉴定、保管古字画业务开始，他就积极展开书法绘画历史的追寻，以期为自己对于书法的理念提供依据和支持。他曾撰有学术专著《阮元、包世臣》，藉前清碑学理论的两座高峰，窥近代碑帖之争的由来与实质，廓清人们对于碑和帖的模糊认识与对立观念，在理解碑帖异同的基础上，提示今人的创作方向应如何跳出以往的樊篱。他还应文物出版社之约，撰写《书法与诗词十讲》，开宗明义地强调书法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一定要通过富有内容的创作来予以体现，任何与文化、文学绝缘的书法一定走不远也走不好。同时，他推出的绘画研究专著《常州画派研究》一书，获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此著一方面为热衷地方掌故者钩勒出以恽寿平为表征的常州绘画传承沿革的脉络，另一方面更是提醒爱好者：绘画与诗文书法相互促进、相互生发的作用切莫忽略。
与研究历史相辅，叶鹏飞还致力于当代书法创作的评论与品鉴，他又写成《当代书画家论评》等书。从这些评论文章的字面意义上看，似乎褒多于贬，这并非全由他待人厚道、注重交情所致。当代书画创作，固然繁荣，但问题同成绩一样突出。叶鹏飞的立场是建设重于破坏、组织重于解构、勉励重于指责；扬人之长，实际上也是惩人之短，一味任情使气，嘴上痛快，结果还是于事无补，岂非得不偿失。其实仔细阅读、深入理解他的当代书画评论文字，就会发现他的立场观点标准还是相当的鲜明和执著。这即是：强调文化含量，不作自杀式的灭绝传统，书法必须依俯于文化。就精神层面而言，书画不光同源，而且同例。
叶鹏飞写了许多书，但其指向明显分为两极。一是历史，要让人们知道传承的链接点在哪里；再是当下，要让人们知道创作的方向性在哪里。而叶鹏飞本人的书画创作活动，就是在他一系列艺术史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人们发现，与他写书相对应的书写，也奇妙地出现了两极：一是汉隶，中规中矩而又唯妙唯肖的西汉风格的隶书，是他作品的一个成功样式。人们嗜其清秀、雅洁、整饬与蕴藉，实际上是他对古人的“内模仿”，即精神的追蹑，非点画的照临。既是复述，又是创造，是通过隶书方式在与古人对话、切磋；再是大草，有形有质而又无拘无束的晚明风格的草书，同样具有独特的样式。好之者爱其汪洋恣肆、干湿浓淡，章法似有似无，情绪或放或收，这实际上是他独自听从内心的歌唱。这种歌唱是原创，不是卡拉OK；是在“照着古人讲”的基础上尝试“接着古人讲”下去。当然，以上两极，无论是写书抑或书写，于叶鹏飞均为辨证的关联或对立的统一，亦即交相为济，而不判若水火。这跟一些不谙创作实践仅靠书本坐在斗室里夸夸其谈者分道扬镳，又和缺乏书史认识全无文化素养只知书法乃技能之流为天壤之别。反言之，拿故弄玄虚的理论标准，或以机械重复的技术要求来推测叶鹏飞的学术含量与艺术境界，必定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从自发到自觉，将书法以至绘画、篆刻之类纳入传统的大背景之中予以理解，转而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叶鹏飞的观念成熟了、升华了，这一过程前后已愈三十载！
写书，是讲叶鹏飞在书画理论上的精湛研究与深入探索；书写，是讲叶鹏飞在书法创作上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恰好他这三十多年来所完成的志业归起来也正是此两者，而避免视他为一个技术型的书家。他将传统文化同书法观念融会贯通的想法与做法，在当今书坛、艺坛实际上已具一种有益的参照样式、一个难以回避的文化现象，我坚持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