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 李樯《关于秦汉刻石选译》的对话
（李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来德工作室助教，山东省书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秦汉刻石选译》。）
马啸：秦汉刻石是中国历史重要的文化遗存，是我们研究和认识中华上古文明重要的依据和素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材料，真实地保存着久远的历史信息。对于学后世习书者学习传统的人而言，而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和范本。但是，许多学习书法的人，只关注其点画与字形，很少去阅读它的内容。当然，这里有个客观的困难，是古文难懂。大约正是针对此种情形，你撰写出版了《秦汉刻石选译》一书。此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在文物界和书法界受到广泛好评，王学仲先生对该著给与了很高的评价。甚至有专家认为在今后许多年里，这部书都将是秦汉刻石研究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专著。您能谈谈这部书的意义和成书过程吗？
李樯：秦汉刻石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字由篆到隶的重大演变，也记载了从公元前三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四百多年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还涉及到当时的主要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经济制度、行政制度、行政区划等。研究中国历史包括各项专业史的人需要它，研究书法艺术史的人需要它，投身于书法临习与创作的人更需要它，我只是希望这本书能为将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
确切地说，这本书只是我练字时的读碑笔记，我们学习隶书主要取法于两汉石刻。为加深对汉隶的理解。十年前，我便开始借助于大量的资料来试读石刻的内容，并把查阅的资料和新的发现以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慢慢的也就成了书。
其实，民国以前的石刻研究资料很多，从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和《隶续》，到王昶的《金石萃编》等。先贤们为历代石刻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文先生对两汉部分石刻进行了校点和注释，我是站在先贤的肩膀上，为先贤和现代人搭建了一个阅读的桥梁。
这本书成稿以后，我分别寄给了王学仲、华人德、何应辉三位先生，他们都是当代汉碑研究界的重量级专家，多年来向他们多有请益。王先生身体不好，百忙中且能作序，使我倍受鼓舞！华先生和何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使这本书在体例上更加完善。后来出版社又请了北师大博士后邓宝剑、清华大学博士后周明聪进行了认真地审校，使这本书更加严谨。对以上师友为这部书所给与的教益和付出的劳动，在此我表示深深地感谢！
这部书也有许多遗憾，如其中一篇涉及到汉冲帝刘炳的年号，《后汉书•冲帝纪》作永嘉。袁宏《后汉纪》作元嘉，所见《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国历代纪元表》等资料均作永嘉，拙著亦以“永嘉”从之。近读何焯《义门读书记•后汉书第一卷》：“永嘉，宋史庆长邛州蒲江县发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定为永憙之误。按《左雄传》中有迄于永憙，察选清平之文，则永嘉者永憙之误也。”可见学无止境，这一遗憾只好等再版时修改了。
马啸：您是一位学者型的书法家。在古代，做学问与写字是一回事，这一点在您身上也体现了出来。许多人谈及您的时候，曾提到您的成长环境，您认为人文环境对人的作用大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书法的？
李樯：环境对人肯定是有作用的。要不孟母为什么三迁呢？
我喜欢上书法很早，多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写家。我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南方以教书为生，南京文人蒲连荣今年80多岁了，曾跟我祖父读过私塾，多年来他一直与我家保持联系，我问当年祖父给你们讲了什么，他告诉我讲的《左传》，由此，我知道祖父的文化水平远远超出《三字经》、《百家姓》之类。我外祖父董邦礼，字秉周，是城南有名的文化人，对易学、中医、书法均有研究，他去世前曾留给我三件墨宝：一件是民国时期邹县著名书法家孟庆辉的楷书楹联；一件是姜广照的山水中堂；一件是杨明川的花卉四条屏。这三件书画作品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期邹县的最高水平。我小的时候二位老人对我的影响很大。20岁的时候，曾问学于李华亭、冯广鉴先生，二位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随张奎玉先生搜集整理峄山文史资料，对山上的重要刻石逐一进行登记，长了不少见识。峄山虽小，但其文化气息和超凡脱俗的格调，对我也有影响。这几年国家富足，政通人和，做学问有了宽松的环境和经济保障。
马啸：书法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很困难的一门艺术。著名书法家段玉鹏先生在谈到您的书法作品时，说您的字既有传统的影子，又能化古出新。尤其是隶书作品古雅清丽，不随时流，空灵简约，境界天真，很有时代气息，且有一定的高度。可有不少人对您的隶书有不同看法，认为您的字有些怪异、脱离群众、不够传统。您怎么看？
李樯：一件隶书作品，要看出点门道来，须统揽秦汉，加上许多年的心摹手追。我的隶书主要取法西汉画像题记一类，另外汉镜、汉印、汉简等也是我取法的对象。这一类，“群众”不多见或不关注，所以视为异类。少见必然多怪嘛！任何艺术都要有自家面目，艺术作品个性不立，就等于没有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杜撰，而要来之有据。“来之有据”并不是简单复制，比如，某君写《乙瑛碑》很像，或者写刘炳森、刘文华很像，那充其量也是“山寨版”，是书奴。
齐白石是这样评吴昌硕山水画的，读来耐人寻味：“见画而知下拜者万人中不过一二耳，称道者或十之三四，骂者乃十之五六。虽再多人，无效也。”可见，书法这门艺术本来就不是群众艺术。
马啸：临摹碑帖是我们学习书法必要经过的环节，但平时我们在学习碑帖时，一般不去关注所写的内容。许多人认为这是史学或文学的内容，而书法是属于艺术的，两者关系不大。你认为学习隶书有必要读通碑文内容吗?
李樯：很有必要。临摹可以训练笔画和字形，这仅是技术的层面。要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知识是不能回避的。我们需要对汉代的文学、历史做认真研究，石刻内容离书写者那么近，我们为什么要躲过它呢？因为石刻内容缺少文学性，被文学忽略了；史学又以研究正史为主，对于石刻内容也很少涉及。大学书法专业应把此列为主修课目，但由于种种原因开不起来，这是一个缺憾！清朝的那几位隶书大家，无一不是金石学家。遗憾的是建国以后金石学几乎被遗忘了，于是今天的隶书粗鄙浅薄，这是主要原因。当代人常出错别字，也与不研究文字的演变有关。如武梁祠的所在地嘉祥建了一个大牌坊，上书“曾子故裡”四个大字，这个“裡”就是错字，这是“由表及里”的“里”，“故里”的“里”，不管简体还是繁体，都应当为“里”。类似的例子，在官样文书中，在“著名画家”的题款上常常出现，不胜枚举。
马啸：我们认识不久，只是凭着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这样的机会认识的。据说，您很有“狂”名，甚至有人非议您的犀利与率真，您是怎么看看待自己的？
李樯：郑板桥很“狂”，其人格如梅之傲雪、兰之温香、竹之劲节、菊之脱俗。但他却有一印：“青藤门下走狗”，可见郑板桥对徐青藤的崇敬和钦佩。中国文人对巧言令色、卑躬屈膝、阳奉阴违一向不耻！但遇到高手折服，遇到女人和孩子很温柔。
中国文人的孤寂感是与生俱来的，在书斋里泡得时间越长，这种孤寂感越深。文人是一棵树，它的孤寂感到春天就开花，到秋天就结果。它的孤寂之花与作品之花并蒂开放，孤寂之果与作品之果同时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