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读汉碑

 

圈外读汉碑

——评李樯同志《秦汉刻石选译》

张延龄

近年来李樯同志除完成职务份内的工作外，每日埋头读书、写作，不知他在做哪些方面的学问。孜孜矻矻大概有数年之久，已有部分成果公之于世——《秦汉刻石选译》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拜读之下，感想良多。　　　　

按说，讲论古代石刻是文物部门的事，也是书法界的事。笔者既不属文物部门，也不在书法界，圈外人谈论这个问题，难免不着边际。不过，我觉得李樯同志此书，并不囿于文物和书法的圈子，而是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研究和写作的。因此是可以允许外行人说几句外行话的。

此书名称“秦汉刻石”，实际上，只有秦朝的一件和新莽时期的一件，其余三十九件都是东汉的。因为此前留下的完整石刻，可以加以句读、解释的很少，这也无可厚非。而且正是因为绝大部分内容出自东汉，使我们从本书中相对全面地看到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完整面貌。本书在篇目的选取上，似乎有意顾及到这个目的。所以对于有关于社会、经济、交通等方面内容的石刻尽量多收。如有关当时土地占有及使用情况的，就有《莱子侯刻石》、《大吉买山地记》、《侍廷里父老□买田石券》、《犀浦簿书残碑》等四件。当然，《犀浦簿书残碑》不仅于此，还包含其他方面经济史珍贵价值。有关孔庙祭祀制度的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有关民俗、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活动的，有《张景造土牛碑》、《封龙山颂》、《华山庙碑》、《肥致碑》、《白石神君碑》等。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开通京畿至汉南交通方面内容的有《开通褒斜道摩崖》及《石门颂》。众多的《武梁祠画像题字》反映了当时的民俗、社会风尚及社会意识。就是占篇幅较多的墓碑及其他人物碑记，也都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并非后世的谀墓文可比。

那么通过这些内容，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东汉社会呢？

首先，看到许多农民占有一小块土地的情况。最能反映当时农民占地情况的《犀浦簿书残碑》，从中看到在几十户农户中，占地最多的二百六十亩，最少的五亩。据《孟子》所说，古代“方里而井，井九百亩”。近世每平方里三百七十五亩，按此换算古代的二百六十亩，约合近世一百零四亩强。当时粗放的耕作技术，自耕农的耕作方式是可以胜任的。那时占有土地的方式，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兄弟几人共同占有的，如《大吉买山地记》之例；也可以为全宗族或宗族中的一个支派所占有，如《莱子侯刻石》之例；也可以为某社会群体组织所共同占有，如《侍廷里父老□买田石券》之例。在土地的使用上，可以耕种，可以出租，也可作墓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从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开始承认土地私有，也就渐渐形成了土地买卖制度。这个过程进展到东汉，已历时四百多年。随着历史进展，在后世的改朝换代中，每次被摧毁的都是贵族、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应是较少被触动的。经过一个朝代的土地兼并，土地渐渐地集中，下一次的社稷易主，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又被摧毁。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特点。这种特点一直维持到近代。

其次，看到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已经最终确立。自从秦始皇废除分封实行郡县以后，至西汉初年，分封制又一度回潮，并很快暴露出这个制度的弊病，引起“七国之乱”的灾难后果。经过西汉二百多年的不断斗争，逐步解决了异姓王和同姓王的问题。至东汉时期，在行政区划上虽然仍是郡县与王国、侯国并存，但是实际上王国和侯国已经徒有其名。地方上的行政，由朝廷派官治理。地方官虽名为“相”，但不是襄助王、侯，而是对朝廷负责。从孔庙诸碑中记载当时上行下答的公文，我们可以看到鲁国相上奏的文书，都是直达中央，从中并看不到鲁王的影子。汉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中间虽又有西晋恢复了旧的分封制，但不久又遭“八王之乱”而导致西晋的沦亡。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中央集权的。虽然有时处于分裂状态，如三国，如南北朝，如十六国，但在割据政权内部仍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第三，我们看到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官吏选拔制度。本书诸石刻中涉及的人物，除肥致是民间宗教人物以外，在所有官吏中有一个是贤良出身，其余几乎清一色的是孝廉出身。贤良、孝廉都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都是由郡守举荐到朝廷，可以立即授官。前者不常设，后者常设，均起于西汉，沿用至隋唐实行科举以前。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先秦时分邦建国，对贵族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既不能给有才能的人提供发展的机会，也不能发挥官员治理的积极性。到了秦朝按战功授爵，较前进步了。但是有战斗能力不一定有行政管理能力，而且没有战争的时候也无战功可纪，这种选拔官员的办法不能经常有效。实行贤良、孝廉这些选拔制度，可以使有品行操守的、有学识和管理能力的人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对国家实行有效的治理。虽然再好的制度也难免日久生弊，但在东汉时期，应当说这个制度还是有效的。不仅本书所涉及的政治人物都做出了相当的事业，更要紧的是可以看出底层人士有了可以跻身政治，并且可以晋身上层的机会。例如《袁安碑》的碑主袁安，虽然碑文只简单叙述了他的履历，并没有陈述细节。但这个人物是古人提到穷困潦倒时经常引以为喻的人物，见于古代各种典籍资料。本书在译介时也引述《后汉书》本传等资料作了较详细介绍。他的祖父辈还做过地方官吏，但是到了他少时竟然一贫如洗了，大雪封门他把自己困在家里，不肯出去打扰他人。就是这样一个沦落到底层的人被举为孝廉，做了官，后来竟然位至三公。这种知识分子地位的可沉可浮，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后来这些选拔科目生了弊病，又产生了科举考试，形成了政权由读书人操控的文官制度。（汉代还是文武不分的，被举为孝廉的虽是读书人，一般开始都授郎官，其实是武职）。这种职业文官的制度，保证了吏治的规范和行政治理的有效。

以上所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改进的官吏选拔制度，这三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我们是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几个大致相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但不同国家、民族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由于以上所述的几个重要特点，使我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欧洲的封建社会是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是有高度文明的、繁荣和强大的中华大帝国。

第四，我们还看到了当时的民间草根文化的一些方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除了封建朝廷所倡导的内儒外法的庙堂文化以外，还有以原始信仰和道家学说为核心的民间草根文化的传统。这在汉代石刻中也有部分反映。本书所选译的《武梁祠画像题字》集中反映了当时民间的意识和民间的情感。通过这些题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间崇尚的和赞扬的是讲诚信、重然诺、助善惩恶的刺客，义夫和列女。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关。司马迁为游侠和刺客立传，并非仅仅由于他个人的好恶倾向，也与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潮有关。有了这个草根文化与庙堂文化互补，对于维护社会正义，限制“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政治权术，约束统治阶层人物的个人行为都是有好处的。从画像题字中表彰的众多杰出女性，也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妇女观，也并非如儒家创始者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轻视和仇视妇女，而是包含相当的尊重的。当然，草根文化与统治者的庙堂文化又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因此，民间风俗的“打春”活动，要由官府主导。民间的自然神崇拜，如民间的封龙山神、华山神、白石神君等，也由地方官主持修庙祭祀。民间的宗教人物肥致，也要受到皇帝的册封。这说明庙堂文化是属于强势的一方。但民间草根文化一直不绝如缕，保持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部分抵消了儒家的伪善和法家的极端，增加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

总之，汉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从秦国商鞅变法开始，我国社会生产方式有重大的变革。但在秦始皇灭亡六国完成统一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靠武力推行六国的，缺乏必要的过渡，所以很快便崩溃了。从西汉开始，实现了成功的文化转型。这个转型在汉代石刻中有深刻的反映。这个转型的各个方面，如原因、过程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等，这中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李樯同志这本书也有意地以实证的方式表现了这个转型时期的文化，因此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对这份资料的阐释，无疑更是有积极作用的。

李樯同志的这部著作，秉持客观的态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找根据，对所选的碑文进行阐释和今译。体例全面而周到，但却很少表述个人的观点。腹笥之丰富，在现在的年轻人中非常难得。其文风平实沉稳，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前言》中缕述汉代石刻的概况、碑刻形制及其演变、汉代书体流变及其风格、所选各石刻主要内容及其大致分类，然后在内文中一一予以详述。尤其在石刻与正史有抵牾处，抱并存的态度，不轻易下断语，如说什么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缺失之类。今人替古人作仲裁，只能表明今人的浅薄。如对《裴岑纪功碑》，引用《后汉书》原文，指明其互相矛盾的地方，却不肯定谁对谁错。这是对读者的尊重和对读者判断力的相信。另外，对相沿已久的对汉碑的多处误读、误解的纠正，如对《肥致碑》碑首文字的厘定等，构成了本书的许多的亮点。

本书虽不专为书法而作，但李樯同志毕竟是书法家，其书法的视角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前言》中说：“从隶书的演变过程看，从西汉时期的古隶，逐渐发展成形体趋扁以及体势左右背分、笔势右挑左波的‘八分书’，‘八分书’又大体形成秀逸圆转与方朴雄浑两种流派……还有如《武梁祠画像题字》则发展为带有向楷书过度迹象的新隶书……”这种分法非常宏观，也非常言简意赅。明白了这几句话也就掌握了欣赏与学习隶书的门径。所以这本书不但对研究历史文化是有用的，对学书者来说更是有用的。

因为同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城里，街上走着的人晃来晃去都成了熟面孔，所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李樯同志的。他给人总的印象就是不浮躁。平时很少见到他兴高采烈过，也很少见到他激昂慷慨过。办事总是那种按部就班的样子，说话总是那种不疾不徐的调子。我想这种性格是他学术研究能做出成果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接触到各方面的资讯，做学问的条件是好的。十年“文革”期间固不足论，他们也不像四、五十年代至“文革”前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大都是残缺不全的。按说在学术研究上基础都比较扎实。只是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生活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学问之外的光景太精彩了，很难让年轻人沉潜下去。谁能在万丈红尘之中保持住一份定力，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故纸堆中讨生活，谁就能够在学问上有所建树，拿得出成果。我觉得李樯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还会有新的成果问世。朋友们都在期待着。

（张延龄，著名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峄山道情》，戏剧《红线女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