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相见恨晚的学术大作
——喜见李樯先生《杞芳堂读碑记》
张延龄
今因受了一些触动，忽然想起了后来发现故而不入《全唐诗》的一首唐诗绝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竟然口诵心惟地念叨了不下一二十遍。
这是怎么回事？朋友们可不要误会了，以为我老家伙难道又有了忘年的、不伦的情欲，假托对方的口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不成？非也！我已年过八十……当然年过八十在眼下也不成为绝对的障碍了。但是地位、金钱、声望这些硬件却是实实在在的绝对障碍。因此，纵有贼心亦无贼胆矣！
那么，我的触动因何而起呢？前日李樯先生赠我一本他新出的石刻学著作《杞芳堂读碑记》。信手一翻，便翻出了无数的、联翩杂沓而来的有趣故事，无数的历史边角料。回想前些年我受雇为剧团编写应付会演，会演完便丢的戏曲脚本的时候，以及为换些称盐打油钱而写点历史故事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本书，就不愁没有现成的故事了。
此书讲述了哪些历史边角上的有趣故事呢？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她那些事是历史的整板儿，不是边角料，可是在她周围的人也有有趣的故事。例如她的父亲贾充，因前妻受政治问题株连而不得已离异的故事，他的后妻郭槐大吃干醋的故事，他的小女儿贾午和他属下的办事员恋爱留传下“韩寿偷香”佳话的故事。这些还不算，还有贾南风的奶妈，一个逃荒女人，年过四十以后随她入宫，竟在波谲云诡的宫庭斗争中成功地帮助了贾南风，自己也做了宫中女官，然后皇家为她发了大丧，备极衰荣。这个生动事例说明地位的高贵与低贱并不是智商高低的绝对条件。也说明孟轲对“大人”的藐视是非常正确的。
古代帝王专制的时期，皇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各个朝代皆然。就中尤以北齐一代最热闹，最有看点。兄弟姊妹排行老九的高湛当了北齐的武成帝，年纪轻轻不知怎么看中了他的老二嫂李祖娥。李祖娥作为文宣帝高扬的皇后，和废帝高殷曾经尊称的“太后”，竟被九小叔长期霸占，玩弄。厌弃了以后又当面杀死了她的二儿子高绍德，并把她打个半死抛入水中。也是这个高湛，还亲手打死了他六哥孝昭帝高演的儿子高万年。一个年才十五岁的花季少年。种种家族悲剧，非止一端，这一切悲剧的总导演是高湛的母亲，也即北齐政治势力的开创者高欢的妻子娄氏。这个娄氏只要做皇太后，不肯做太皇太后，因为那样就离政治中心更远了，于是她屡次支持、纵容或默许小儿子夺哥哥的皇位和杀死侄儿也就是她的亲孙子。在民间“隔代亲”溺爱有加的祖孙关系，一旦高贵就变得没有一点骨肉亲情了。这个老女人因此成为历史上最牛的皇太后，一辈子生了四个皇帝和两个皇后，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北魏孝武帝和东魏孝静帝，都是又被小舅子夺了皇位和杀死的。不过曾经贵为皇后的这两姊妹，都被娘家人的新朝代强制地改了嫁，这一点倒是很人性的。
中国文学有写历史演义的传统。如果把北齐一代的事情写成演义，一定比三国、东周、两汉、隋唐等演义都吸引人。因为北齐那些超级残酷、超级无耻的事情，对于看惯了有道明君，神文圣武故事的中国读者（也包括电视剧观众）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和想象不到的。
可也难说，这里还有个因为生疏而不易发表和出版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我写过一个南燕皇帝慕容超的历史故事，寄给了好朋友当编辑的一家杂志。不料这个朋友在他的主编那里碰了钉子，主编说：中国什么时候有个南燕皇帝？是瞎编的吧？这位主编是在当时尚属凤毛麟角的国家二级作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受保健品补贴的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中国曾经有个“十六国”时期，不知道其中有个南燕！这幽默有些黑色吧？从前有一句俗语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原来编辑遇到主编也有有理讲不清的时候。那位编辑朋友无奈把我的稿子转给了另外一家杂志，在一个主编知道中国有“十六国”和南燕的地方勉强发表出来。在那以后的近三十年时间，知识精英们总体水平好像提高了。但是据说外国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多，语言中夹杂的外文词汇越来越多。只怕中国历史知道得反倒越来越少。当今文学期刊的主编们，会不会认为“南北朝”只是一个朝代的名字，并不知道它像并排悬挂的两嘟噜葡萄一样，各自都包含着好几个像葡萄颗一样的小朝代，“北齐”只是其中一嘟噜里面一颗最瘪的葡萄？
看了我以上的叙述，可不要以为李樯先生这一本书是一本历史故事。它的文字内容涉及了许多历史故事，但它仍是一本关于石刻艺术和文字、书法的学术著作。对它的学术方面，咱们圈外人“隔行如隔山”，知之甚少，不便置喙，只是有两件家门口的事情，一直存着疑问，在这本书中解决了，心中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一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初进县城的时候，有一位比我大着五六岁的老专家，得知我的家在郭里集村，便问我知不知道郭里村西卧虎山出土过莱子候刻石。我孤陋寡闻，只模糊的听说孟府有这么一件古物，却不知是在家门口出土的。对古物没兴趣，却对老家的山水有兴趣。当年为饥饿所驱，挖野菜，掰槐芽，拾柴禾，跑遍了附近的山山岭岭，怎么就没上过这座卧虎山，也不知道有这座卧虎山呢？
因为有官方资料的记载，近年来大家渐渐都知道了此事。不见地壳变动，也没有火山喷发，兀空地在郭里集以西，高李村以南长出一座卧虎山来。大家异口同声，我却仍然不敢信实。有人问到时还是说不知道。李樯先生此书，指着《邹县续志》的记载，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数过去，证明了它不在“邹县郭里境内”，解决了我多年的疑问。
这是个很尴尬的事情。不知说莱子候刻石 “在邹县郭里境内”的始作俑者是谁，但可以肯定，一定是圈子内的专业人士。当初“研究”的时候，难道连《邹县续志》这样的第一手资料都没有参考？而且一切持以上说法的资料要不要公开更正一下，如果不公开更正，以后两说并存会不会增加后人研究的困难？
第二件事是城北铁山摩崖刻经，过去的著录把刻制年代简单定为北周大象元年，书写人“僧安道一”。如果果然是这样的，那么书写人“寻师宝翰”，称自己为“师”，自己写的字是“宝翰”已屡不可解，下文“精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自我吹捧，更是不可想象的。此书明确分析，经文与“石颂”不是刻于同时，也非一人所书。单从为安法师辩证这一点，已经功德无量了。
关于“僧安道一”的身世，猜谜猜了几十年。有的讲解时口灿莲花，一口一个“安道一”，好像佛教僧人也像道徒寇谦之、邱处机、刘长生一样，仍然带着俗姓似的，有的著文称查遍《高僧传》，没查出安道一的名字，感到遗憾。秉持“英雄史观”，以为作出伟大贡献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本书以充分理由，证明此人名僧安，字道一。只是一个一般的僧人。书中说“历史上许多大业绩正是众多无名小人物创造的。”真是如黄钟大吕般震铄古今的声音。
关于北朝摩崖刻经的动机，以往的说法，称与北周灭佛有关，是为了保存佛典，是对灭佛的对抗，可是寥寥几句佛教的标语口号能起到保存佛典的作用吗？而且铁山“石颂”题名四人中，除书写者以外，其馀三人，一个是地方主管官员，另两个是郡吏。最起码说明刻“石颂”像是一种地方政府行为，岂不与对抗官家灭佛相矛盾？本书作者认为现代的“我们根本没法理解一千五六百年以前的一个有深刻佛教信仰的僧人的精神世界”，主张“结束这种猜谜”，是对的。
关于刻经内容，以前当地有个错误说法被外人纠正过。过去的事就不必说了。可是外人更正以后，又照搬“石颂”文字，称“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九百卅字”，可是并没有对照《大集经》原文。结果本书证实该经并无“穿菩提品”，所书乃某品的某一部分，并附所刻原文，至此，关于铁山刻经的迷雾全部廊清。因此不得不说以前的有些研究有泛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
如果说在一个区域，做了一些修桥补路的事情是社会公益，是对社会的贡献。那么，对于一些文化现象的辨证与厘定，让人们从一团迷雾中走出来，这也是无量功德。
本书中更多学术方面的专业知识，非我所知。比葫芦画瓢地重述书中内容也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听孔夫子一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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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龄，著名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峄山道情》，戏剧《红线女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