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研究之北魏冯熙写经题记考释
---以《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题记为中心
发表于 《书法导报》2011年8月31日第35期第二十三版（高校书法）
吕丽军
摘 要：结合正史文献及写本题记，本文通过对英藏敦煌文献S．0996号《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题记的考查，希望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深度的探究，诸如鲜卑族的民族发展历史、当时的政治变革、佛教的发展历史、职官制度的变化等等。
关键词：写本 北魏 佛经总集 职官制度
自汉以前，佛教典籍未有所闻。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名，西域沙门有持佛经至汉者，后有法兰译《十住经》。灵帝时，月支沙门支谶译《泥洹经》二卷。太始中，月支沙门竺法护至洛阳翻译佛经，佛教自此在汉广为盛行。南朝梁武帝大崇佛法，总集佛典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共1433部，3741卷。北魏孝武帝在太昌元年至永熙三年间（532--534），命舍人李廓编纂《魏世众经目录》，共427部，2053卷。齐梁间僧祐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作《出三藏记集》，这是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共15卷，包括4部分，卷二至卷五为诠名录，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著录佛经2162部4328卷，分12类，各类有小序，叙述该类佛经源流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自佛教东传后，对佛教典籍的整理就没有停止过，但多已不存。
《广弘明集》卷二十二有王褒《经藏愿文》，文中说：“奉造一切经藏，始乎生灭之教。讫于泥洹之说”，又有魏收《三部一切经愿文》。“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隋灌顶撰《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有：“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栴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称数。”可见，隋代佛经总集有二名：《大藏经》、《一切经》。此前以《一切经》名之，唐时又称《三藏》，《太宗文皇帝三藏圣教序》：“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大藏经》内容包括经---多为释迦牟尼的说教、律---信徒必须遵守的制度、论---对佛教教理的阐述，其后又增加了注释和疏解等，成为四大部类。佛经总集因时代不同及材料所限，总部数也不同。在雕版印刷未运用之前，文章理论多以手写而得以流传后世，又因不同时代所用纸张大小不同及书写者技术程度不一，所写总卷数也不同，这是不难理解的。
英藏敦煌文献S．0996号《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题记云：“杂阿毗昙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说，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惧昏流迷。于广文，乃略微以现约，瞻四有之局见，通三界之差别，以识同至味，名曰毗昙。是以使持节侍中驸马都尉、羽真、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车骑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启府洛州刺史、昌梨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协淳气而养寿。乃作赞日：丽丽毗昙，厥名无比，文约义丰，总演天地。盛尊延剖，声类斯视，理无不彰，根无不利。卷云斯苞．见云亦谛。帝修后玩，是聪是备。大代太和三年岁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于洛州所书成讫。”其中之《一切经》，为当时所拥有的全部佛教经典总集。
北朝时期的写经之风大炙，历时约从386年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至581年北周灭亡，其间北魏有几十年的灭佛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不论哪个皇帝都与佛教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北朝佛教的普及性及对后世的影响可谓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皇族、百姓、僧尼、官员等用写经这种方式奉佛，因社会地位及经济原因，平民、僧尼单次写经量通常不可能很多。而统治阶层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成千上万卷的写经已并不罕见，以求得佛祖保佑。或为亡者所写，如S．616号，568年《金光明经卷第四》题记：“为亡比丘龙泉窟主永保，敬写金光明一部，胜鬓一部，方广一部，愿亡者托生佛国，面奉慈颜，长永三途，永与苦别。生生之处遇善知识发菩提心，普及含生，早成佛道。天和三年岁次戊子五月廿一日”；或为供养而写，如 S．3758《比丘尼羯磨、犯成罪报轻重经》题记：“比丘尼僧豫供养经”；或为皇帝而写，如前面所引的英藏敦煌文献S．0996号《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题记中有：“……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协淳气而养寿……。”地方长官洛州刺史冯晋国为报感遇之恩，为皇帝写十部佛经总集，一部为1464卷，十部则为14640卷。写此《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时已属北朝后期，不同时期用纸不同，此经用纸规格长40厘米宽27厘米，留3厘米的天地，行距1.6-1.8厘米画线，将长边等距分割，每行写17个字，抄写完一卷佛经后将宽边以大约3毫米的宽度粘连，成为一个长卷。正文末尾与题记之间写有“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九字，以标明所写之经，下写“用纸十五张 一校”。同期及唐代也有很多写经在末尾标明经名、所用纸数、校经人。一部经有许多卷，本文所引只是一部经中的其中一卷，因每一佛经的内容不同，卷数便会不同，抄经所用纸数也相应不同。史载冯晋国一生供养了16部《藏经》，一部为1464卷，16部则为23424卷。我们无法精确地统计抄一部《一切经》需用多少纸张，如果粗略地统计，以每卷用纸15张计，则总用纸数约为35万张长40厘米宽27厘米的纸。从写经人员的管理、笔墨纸张供应、校对质量的保证、新抄本与范本的储存分配等等，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有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及人员配备。我们看这些成规模、有组织书写出的经卷，每一卷都可作为后人书法学习的范本，而不是像有些平民写经，粗糙荒率有应付之嫌。
冯熙之妹为高宗文成帝之妻，即文明太后。冯熙进入政界也是以其妹为坚强后盾的。在文成帝的452—465年间，冯熙被其妹寻访到而初入京师便被拜为冠军将军、赐爵位肥如侯。后与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成亲，又成为驸马都尉、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466年显祖即位，冯熙成为太傅，累拜内都大官。471年高祖拓跋宏（孝文皇帝）即位，以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春风得意之时，冯熙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要求去外地作官，于是成为车骑大将军、开府、都督、洛州刺史。也就是说，题记中冯的职位和爵位在他调任赴洛前已是如此，已达事业的最高峰，至洛后官职爵位没有变化。他一心向佛，却为政不仁，待后母若生母却又贪婪纵欲，自费建寺72处，写《一切经》16部。孝文皇帝纳其三个女儿为后，皇帝赏赐其巨万资财，冯熙在朝中地位如日中天、权倾一时。由此可以解释冯熙组织大规模写经的经济来源。如此规模写经，当不是一年之内可以完成，至少可断定，是成为洛州刺史后所写。477年改年号为太和，太和三年为479年写此《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495年孝文皇帝由平城（山西大同）迁都至洛州即冯熙的辖地。至于为何当年命冯熙为洛州刺史、冯熙外任之地与后来迁都有何关联 、冯熙又是何时回到代州的，这是一个较大的课题。后来冯熙大病了四年，皇帝屡往探望，496年即太和19年冯熙在代州去世，拓跋宏及皇后、太子亲临哭吊。
太和元年十一月丁亥，怀州人伊祁苟自称尧后、应王，聚众于重山叛乱，时为洛州刺史的冯熙将其讨平。《魏书·八十三卷上》称冯熙：“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及长，游华阴、河东二郡间。性泛爱，不拘小节，人无士庶，来则纳之。”可见他文武全才，又好交友，颇有战国时名士之风。在国家危难之时，可以成为中流砥柱，因此深受重用。大代虽已建国多年，却祸乱不断，如“延兴二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于北郊，诏诸将讨之，悉皆遁走。北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至石碛，不及而还。……冬十月，蠕蠕又犯塞，及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亲讨之，将度漠。蠕蠕闻之，北走数千里；延兴五年秋九月，洛州人贾伯奴称恒农王，豫州人田智度称上洛王，郡讨平之；承明元年冀州人宋伏龙聚众自称南平王。郡县捕斩之。太和元年，秦州略阳人王元寿聚众，自号冲天王。云中饥，开仓振恤。二月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讨破王元寿……”。方此之际，国家需要能文能武又忠于皇室的人才，冯熙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会以姻亲这种方式使得自己的皇权更加稳固，而外姓人，也会通过这种关系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得到保障。
冯熙生二子：冯诞、冯修。冯诞与孝文皇帝之妹乐安长公主成亲，成为驸马都尉、侍中、征西大将军、南平王、仪曹尚书、知殿中事。及罢庶姓王时，诞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军将军、特进，改封长乐郡公。冯修被封侍中、镇北大将军、尚书、东平公。诞天性淳厚笃实，其弟修则性恶，欲害诞而未遂，帝欲严查，被诞保全，高帝念及冯熙及诞情面，未将修绳之以法，而是贬为平民。高祖宠诞，常与诞同车而行，同案而食，同席坐卧，亲密无间。太和十六年，任诞为司徒，后又加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与其父一样，均为皇帝最可信之人。
北魏之源原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到酋长拓跋力微时期，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38年，首领什翼犍建立代政权，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76年，前秦苻坚攻代，什翼犍死，代灭。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瓦解。386年，鲜卑拓跋珪（什翼犍之孙）恢复代政权，因而题记中有“大代”之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重要地方官往往兼管数地，刺史任重者，则加以“使持节都督某州军事”，否则为“单车刺史”。加“假黄钺”、“使持节”、“持节”、“假节”等称号的，有诛杀的权力。“持节将军”以“使持节”为上，“持节”为次，“假节”为下。“使持节”可以杀二千石以下之官，“持节”有权杀平民，若在战争时，权力与“使持节”相同，“假节”只能诛杀犯军令者。东晋元帝建武初置督军御史，以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为次，督诸军为下。《汉官仪》中有：“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内，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晋把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长官为侍中。《晋书·职官志》说：“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秦汉俱无定员，以功高者一人为仆射，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馀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侍中还常参加朝政，地位虽然不高，但因整日居皇帝左右而人因位显。南北朝时，凡属重要政令，皇帝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使门下省开始成为参政机构。驸马都尉原是侍从官的一种，魏晋以后，皇帝女婿则以此称之，简称驸马。自太祖至高祖初年，对官制的设置无一定之规，根据需要随意而设，太和年间，高祖与群臣设立制度。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无实际职权。《六典》曰：“三师，训导之官也。盖天子所师法，大抵无所统职，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环济要略》曰：“中书掌内事，密诏下州郡及边将，不由尚书者也。后关百官事益重，有令、仆射、丞、郎、令史，秩与尚书同。”东汉时期，尚书令的权力非常大，直接取代了宰相的职权。魏晋以后，中书省官员地位上升，中书监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皇帝常委以重任。以其位在君侧，多受宠爱，中央机关的主要权力逐渐移到中书省。
冯熙全家多受皇帝恩宠，其家族与皇室有紧密的联系，这从他们所任官职的重要性及爵位可见一斑，因而题记中言辞恳切、用意真诚：“……使持节侍中驸马都尉、羽真、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车骑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启府洛州刺史、昌梨王冯晋国，仰感恩遇，……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协淳气而养寿……。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皇帝的”恩遇”、“皇施”就没有冯家的成功。普通民众写经目的较为单纯，官吏则更关心政权的长久与兴衰，在写经中亦多希望国家长治久安、自己权位永固。如S．87号，公元700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圣历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升拔谷副使上柱国南阳县开国公阴仁协写经为金轮圣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得六品，发愿月别许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经两卷。久为征行，未办纸墨，不从本愿。今办写得，普为一切转读。”功利之心赤裸裸地跃然纸上，没有佛教徒出世、淡泊思想，没有在精神上对佛的真正皈依，反把写经作为升官的工具，升大官则多写，升小官则少写。唐代归义军时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七十四》题记：“清信弟子归义军节度监军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曹延晟，尊割小财，写大般若经一袂，并锦袂施入显德寺者。奉为军国永泰，祖业兴隆，世路清平，人民安乐。大王遐寿，宝位坚于丘山，宠荫日新，福祚过于江海．夫人仙颜转茂，鱼轩永驾于芝宫，美白长滋，鸾镜恒辉于凤阁。伏为己躬后生，雄猛纵意恣情，不觉不知，广造业障。或飞鹰走犬，捕捉众生，或大箭长久，伤他性命。惟愿承斯写功德，奉施因缘，罪灭福生，无诸忧恼。然后先亡远代，识托西方，遨游净土之宫，速证无生之果。于时乾德四年丙寅岁五月一日写记。”供养者曹延晟希望“大王”永坐宝位、绵延久远，“夫人”青春永驻。以造经形式为敦煌地区最高领袖祈福，期望寻求土皇帝的关照与庇佑，与冯熙写经目的可谓如出一辙。
通过对本题记的考证，可以得到许多信息，比如当时的政治状况、佛教经典在中国发展前期的目录编纂历史、职官制度的变化、北魏官员写经与唐代官员写经的根本目的、北魏这个统治北中国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敦煌藏经洞是一个宝库，敦煌写经是研究书法的重要资料，对其挖掘地越深，距书法的本质与真相就会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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