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在父亲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前两年，就在当时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的教导下，他和同班同学刘诗惠历时两年共同完成了《兰州市现代地质地貌的调查报告》（刘诗惠后来长期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作为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报告，这个报告对刚刚解放不久的兰州城市规划和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兰州是中国和前苏联重工业的合作基地，石油、炼化、钢铁、铁路等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兰州大学完成的这个报告对后来的兰州石化、兰炼等大工厂厂址的选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受到当时兰州市杨峰市长的表扬。
1957年9月，父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庆阳地区工作。主要在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搞水土保持调查，这期间他跑遍了庆阳地区七县的沟沟坎坎，他的这些调查报告填补了庆阳历史上没有水保调查的历史空白，对庆阳这个周秦故地的地理地貌定位第一次进行了科学性地理性的描绘提供了依据，庆阳地区大多范围被圈定为黄土高原沟壑区，对国家地理、地形、地貌调查进入国家资料库作出了贡献。期间，他1958年指导宁县人民政府完成了太昌万亩样板田试验，宁县老虎沟规划林带的试验。对华池林地改造、镇宁县宫河农田改造试验等好多项目，至今造福陇东人民。
1958年在父亲的一再建议下，对庆阳地区北部进行大面积水利水保调查，对庆阳地区开发农耕文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61年，由于父亲的突出业绩，被甘肃省水利厅调回兰州工作，负责全省先进农业耕具的管理和推广应用，指导全省先进农业工具的引进和应用。在这期间，父亲走遍了甘肃省的11个地市的 80多个县，对于他来说，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地理专业，又是自然地理专业，他很热爱这个专业。他工作勤奋，不耻下问，好多经验还向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请教，他对有些还记录，两年下来，光笔记就记了好几十本。
父亲不但搞水土水利调查，还对农业、林业、水利、农机、工业基础、企业、历史、文化等都旁通调查，范围广泛，所以迫使他对其他知识都有所研究。
后来父亲在甘肃省水利厅搞水利工程设计工作，主要负责农业水电虽然父亲搞水利设计。在这以前，父亲接触较多的是农村水土保持工作，但到专业性很强的水利行业亲自搞设计，起初的工作有一定难度。他深深地知道，尽快熟悉和精通业务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到任后，他用最短的时间跑遍了甘肃各地区之内的山山水水、沟沟汊汊，大大小小的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很快便掌握了全省水利基础设施的现状、工程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有关方面的基础数据。这期间，他参与和主持了甘肃北部、河西走廊等地的武威水库、李家峡水库、榆中水库等的设计和施工，这些水利工程在至今造福陇原大地人民。
特别是他根据庆阳地区的马莲合流域、黑河流域、环江设计河流域的实际，提出的关于庆阳的水利建设构想，使庆阳人民受益。庆阳地区属西北地区陕甘宁三省西部旱区的自然特殊性及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他科学地确定了防洪工程、除涝工程、抗旱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中低产田改造是五六十年代水利工程建设的五大工程体系，并以此作为水利工程建设的主功方向。庆阳地区在他的一贯建议和坚持下，重新制定了水利建设发展规划。在这期间，他亲自设计的镇原西杨水库、寺马水电站、八家嘴水库加固等，至今乃至以后百年后都会造福陇东人民。
搞水利工程建设资金投入是关键，他对庆阳地区这样表态：国家管理和投资的骨干、重点水利工程项目的启动和达标由我们地区要争取资金，需要群众出资、投劳和应该由地区财政自筹的资金，由庆阳地区政府支持解决。多年来，就是坚持这样一个投入原则，使庆阳的水利工程从星星点缀到现在的星罗棋布，工程从弱小低效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大、效益高的体系工程，并仍继续进行着完善和达标。这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庆阳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全区粮食产量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
做过多年水利和水土保持高级工程师的父亲何尝不知道水的重要。1969他到庆阳工作后，他主动认真调查、分析洪水资料。按当时气象部门预测，1957-1968年，这10年是一个“丰水周期”，降水过程较多，容易出现大的洪涝灾害。果然，在他到庆阳不到两个月，庆阳环江河就出现了528立方米/秒的超标准洪峰流量，这次抗洪抢险也是对张德源的水利人生史上第一次考验。泥垢一他参加洪水调查，对上游降雨、汇流、洪峰演算等水文气象进行了研究分析，不知多少次往返于马莲河和黑合岸边。这次抗洪抢险的胜利，为他后来的防汛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1962年7月30日，庆阳地区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峰流量达1400立方米/秒。当时环县、镇原的好多河堤防实有防洪标准不足10年一遇，经过百倍努力，大堤还是决口了。几夜没合眼的父亲不顾一切地冲上大堤，只见大堤决口七、八米宽，象高水并没有提起的闸门，洪水无情地吞吐噬着民房、粮田。张德源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在滔滔的洪水面前，他同其他干部群众一起，光着脚丫，光着膀子，扛袋子、堵决口在抗洪抢险的一个多月里，他身体熬瘦了，眼睛熬红了。
1963年，华池遭受了外洪的侵袭，这时的张德源凭借多年的防汛经验，发挥了他突出的水利和地理、水保知识才能。7月30日，马莲河发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洪水，洪峰流量为402立方米/秒。刚住完院不到两个月的他，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仍然坚持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他亲自调查水情，亲自察看了21公里的马莲河堤防。在泥泞的堤顶上察看堤防加固情况时，汗珠不断地从他的脸上流下，省上同事知道他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领导要求他回家休息，他坚决不肯。他不想在此关键时刻，也是最需要他的时刻撤离战场，顶着病痛的折磨他一直坚持到防汛结束。由于水利部门提供的水情预测及时、准确，为加固堤防赢得了时间，加之他积极向省、地区申请、协调，保证了抗洪抢险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在他的努力下，经全体抗洪抢险军民的不懈努力，终于使马莲河战胜了402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第一次创造了马莲河抗洪抢险的奇迹。
然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惊心动魄的1981年黑河、马莲河流域、西峰、董志塬抗洪抢险。当时，父亲已是高血压病，防汛经验丰富的父亲一进入汛期就与上游地区加强了联系，以便及时得到洪水信息。果然，从7月27日开始，上游连续几天普降大到暴雨。接到通知后，他亲自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到上游地区查看水情，并立即向省上和地区水利处做了汇报，研究制定堤防加固方案，同时，抽调了工程技术人员分赴各险工险段，把好技术关。随后又相继3次察看水情，科学预报兴水趋势，为堤防加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8月12日晚，省、地区、县、乡、村各级领导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水利部门提供加固方案。省委指示，庆阳境内要确保马莲河安全通过7000个流量。马莲河当时上游水文资料不健全，这次洪峰流量能高出必保流量的多少年来很难预测。堤防加高了会劳民伤财，低了就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他和有关专家，反复演算，多次论证，最后决定大堤要加高到不旮水位以上1.67米。当最难最险的“429”段洪躺在到来时，加固后的新堤顶仅比洪水位平均高出30厘米。预报之准确，决策之科学，终于使马莲河堤防战胜了185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是设计防洪能力的1.8倍，同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再一次创造了抗洪史上的奇迹！
在这些奇迹的出现，大家都知道，有张德源在现场，就科学和技术的决策是主心骨。当然，当时，庆阳地区在水利和水保上，父亲算是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这么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他成为了一位底底到到的专家。
父亲一生对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看来，兴水利，就是造福家乡人民。他常说：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马莲河还是条害河。如今我们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黑河、马莲河做点贡献。所以，他产生一个思想，就是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改造马莲河，他的这个想法，最早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提出这个想法。1980年至1983年，我的父亲在庆阳地区和甘肃省水利厅共同完成黄土高原水利于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时，父亲以一个对庆阳老区和家乡人民负责的精神就多次提出，得到省上领导的肯定，这一造福桑梓的大事，凝聚了父亲的点点心血。每当看到马莲河今天的水利成果，我从心底里感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家乡人民的炽烈的热爱，对家乡人民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1969年父亲由于工作的需要，从兰州的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调回到庆阳工作，庆阳的号称“领导”的个别小人，落井下石，把父亲安排到位于庆阳最艰苦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环县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工作。在环县每天不但要完成种南瓜、苜蓿等任务外，他的业余是搞科学试验。即使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还是念念不忘对泾河流域、黑河流域、马莲河流域泥沙规律的研究，在窑洞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马莲河流域的治理方略》、《对黑河流域百年水利水保治理的研究》《论泾河流域的治理方略研究》〈〈在黄河流域推广红土泻溜面应用研究〉〉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1981年至1984年父亲在西峰搞黄土高塬水利水土保持规划的时候，经常回太平西坡坡的老家。晚上，全家人在浩月当空的时候，往往在院子里摆上一个小桌桌，一边赏月，一边闲聊，一边吃饭。父亲常说的话让我们记忆犹新，他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化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水保，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当时的一些闲聊，在今天，当我们有了一些知识的时候，无时不感到父亲的高远目光和雄才大略。
在1958年和1959年大饥荒年代，所有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我们庆阳和镇原一带，有近12万多民工参加了工程施工。１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
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全国对治理大江大河的想法有了新的科学概念。父亲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但是，这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流域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数。
作为一个具有高瞻远瞩，受过四年兰州大学学习的水利高级工程师，父亲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当时他回到镇原县太平的家里，经常给解放前毕业于平凉柳湖师范的二叔父张世源说这些问题。
为了缅怀父亲，看望家中的老母亲和兄弟姐妹，我们再外的几个兄弟们每年都回家过年。每年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见识，不断读懂父亲。我们张氏家族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他的同事们说，他真是一个“书生”，我们的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细细想，这样的人多了，何愁事业不成。父亲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也讲真话。
二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也是对工作追求不懈的一生，对家乡人民怀有报恩之心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向我讲过儿时的苦，更讲过共产党给他的甜，他给我讲做人的宗旨，强调为人的朴实。他出生在当时中国遭受日本入侵的1933年，从小感受到国家的不幸。少年时的他，就立下读书救国的心愿。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一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对国家的亲，对党的爱，达到了超乎常人的状态。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刚从镇原初级中学毕业，考入庆阳一中高中部，他加入学校的进步团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班里是活跃分子，报效祖国母亲。此时，他在家乡太平是最大的知识分子，他常对我们说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是我的恩人，我从初中毕业，顺利考入高中，后又考入兰州大学，共产党没中断我的学业，还免费让我上大学。”，在他的一生中最不能让他忘却的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贫苦农村蛙培养成为了一名水利专家。现今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二十余载，但他的一句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孩子，记住听共产党的没亏吃！
三
父亲积劳成疾，在二十年前的 1989年古历12月26日去世了。那时我21岁。他享年仅56岁。患的是高血压多年，到最后的三天，转成了心机盥漱，五脏都有问题。医生说，父亲既不饮酒，而又没什么奇难杂症，只因为工作劳累过度，营养不好，于是孤灯挑尽，回天乏术也。父亲有八个儿女，六儿两女，我排行第五。父亲的少年儿童时期长于旧中国的家长制度中，少年时头上还留过辫子。他比母亲小一岁，我出生时他三十二岁了。在有众多孩子的中国家庭里，排行低的没有什么人管教。我在十六岁之前，没有正正式式地跟父亲谈过几句话。母亲一向勤于家务，而孩子又那么多，对我也就无暇管束了。家中各人见父母不管我，除了骂我顽皮之外也没有什么管束的行动。可以说，从童年到青年，大部份时间我是个“自由”人，但也因此养成很强的自主性。
父亲母亲生我们的兄弟姐妹八人。老大张淼，1948年生人，1968年在太平参军，当兵在陕西大荔县的兰州军区5382部队64分队，由于个子有1.88米，在连队是排头兵，一年就当班长，曾受营级嘉奖一次，连级嘉奖两次。他还是军力师里的篮球队员，多次代表部队在兰州军区参加比赛。1974年复员回到太平老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当时是生产队队长的“大头”人物张佩、张虎，要尽气头，他在生产队看山一年，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同时，由于他的人缘特别好，在太平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很有声威，幕坪大队的篮球一直在太平是最好的。父亲当时从兰州回到镇原工作不久，心情很不好，他更多看到的社会是下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父亲根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到外面参加工作。但大哥看到其他复员军人都参加了工作，后由于大哥的自身才能，旁兄的介绍，被西峰庆阳地区农机厂录用，时年1975年9月初，大哥在刚刚进厂后，就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团支部书记，并且他还发挥篮球特长，组织了篮球队，代表庆阳地区农机厂在庆阳地区参加比赛。但好事不长，当时，1975年9月18日，由于国庆节临近，他组织篮球队集训，晚上打完球后，取得了优异成绩，厂里招待中，他喝了一些白酒，晚上入睡，第二天早晨，同事发现他已去世。
噩耗传来，全村庄的父老乡亲、他的战友、同事、家人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父亲母亲更是悲痛难以言表。而父亲表现了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的崇高品德，当庆阳地区农机厂领导善后处理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万分悲痛的说：“我连儿子都没有了，还要钱干啥！”“既然他喜欢当兵，已经为国家献出了生命，这是他革命尽的忠”。父亲，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把人民利益看的比自己儿子生命都重要的人，这样的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大哥张淼于1975年9月18日，埋葬于西峰火化沟陵园大山上，下葬时由于尸体的棺材倾斜。二哥自强当时年龄还小，就拧着头皮下到墓坑，打开棺，把大哥的遗体拉展，并把头放正，不料，由于遗体放的时间长了，里面有气，气冲出，使二哥自强受惊吓。以后的五六年二哥经常萦绕，病体不轻不重。期间，二哥自强上坟，一路泪一路情，这是可想而知的。好在，2007年3月，我们兄弟几人寻坟，被二哥自强一句说中。32年啊，他能一句看中，不知二哥在心中萦绕多少次，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兄弟这无私的感情，我始终不能忘怀。好在2007年3月26日，大哥张淼魂归故里，迁坟于太平西坡坡上涝子。他的妻子祁存兰（临泾乡桃园大队人），也于大哥去世不到一月改嫁，为的是给他的娘家爸买一笔收入，嫁给了比他大十几岁的，在长庆油田咸阳转运站当绿化工人的脱扶加，祁存兰走时，肚里怀有大哥张淼的遗孤，后取名脱纪龙，石油技校毕业后，在采油二厂华池作业区34队当采油工，后到西峰作业区工作。至尽，我们兄弟打电话有百次，他始终听他妈的话，不愿认我们。我们感到无奈，只有时间的推移，使这位后代明白，“树高千尺，必有根源，人有父母，天经地义”的浅显道理。大哥，你长眠吧！父亲，您的后代，有您的精神鼓励，一定事业有成，永结团结之心。
二哥张自强，就象他的名字一样，他这个人无师便通，学一行，通一行。
四
话虽如此，从青年时起，我就觉得父亲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人。他八岁开始在镇原的太平小学读书，爷爷给他取了个不知其意的小名“六星”。在上学前，二叔父给父亲起了“德源”二字作为父亲的读书名，这个名字，很古雅，父亲很喜欢，以“德”为“源”，德源，德行之源，父亲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名字。也是我听过的客家之“源”字辈中最有文采的了。
父亲在太平小学读书六年，就要停学了。原来我的父亲貌既不惊人，才也不出众，沉默寡言，手脚笨拙，反应迟钝。乡里的人，都觉得父亲读书不会有出息。小学毕业后，二叔父鼓励父亲继续读书，就考如镇原中学读初中。
八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在闲聊中，父亲告诉我，爷爷因他读书考第一而给他一巴掌；不过这一巴掌倒打醒了他，使他发愤图强。虽然在还没解放的陇东农村，出头的机会有的是，但要图强也不是那么容易。父亲离开家后，第一次离开太平到外地念书，他过真有点害怕。在读书期间，他还兼做挑石块与用锤子碎石头的工作。后来他的右肩比左肩梢低，是由于挑石的损害所致。
父亲好学，其勤奋与耐力是我生平所仅见。自觉是“大懵”，他就将勤补拙。他的俄语大部份是自修得来的。八十年代初，父亲还重读他在五十年代所写的俄文书扎。是的，父亲的俄语说得不好，下笔时很慢，但写成后的文字是相当的漂亮。行文诚恳、清楚、畅通；文采斐然。他的中文也如是，且字体魄力雄强，我研究书法近三十年，可以说，好多的字至今还有父亲书法的一些细小用笔的影响。父亲也写书法，他一生有意识的练习书法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主要临习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整体的字型体现的是大巧认若拙的分格。
我在太平的少儿时期，我长于陇东地区传统农村的家庭，而且在家里众多孩子之中是排行第五；因为父亲儿女多，便一向对我少注意。但在我考上石油学校后，他去世前的四、五年，他却对我关怀备至，突然对我重视起来了。
在小学时，我念书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家里的人都知道；父亲一直对我报有很大的希望，在他认为我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他鼓励我们说：“只要你们考上大学，通过学习，即使回到老家当农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我在太平西坡小学一年级时，由于同村的一个年纪比我大八、岁的学生（小名叫良），经常带我逃学，不到学校。九岁时，逃学多，上课少。我逃学，是为了要跟别人学书法。有一天，一位亲戚到家里找父亲，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家，于是我写下一张字，说某人曾经到访。父亲看了该字条后，遍问家中各人：纸上的字是不是小红（我的小名）写的。过了不几天，父亲给我买来毛笔和一些麻垢纸，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给我在县城买来的《何绍基临隶书》和《雁塔碑》，使我受用终身。后来，当我想念父亲时，就从书架上拿出来看一看这两本书。
八十年代初，父亲家养病，父亲身体欠佳，病重，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后回家休息，两年镇原工作了。那时我每天放学回家，闲来在家，父子对谈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老父幼子论世事，说前途，使我对父亲有难以形容的亲近感。
父亲去世后，我到玛依工作了三年，再到哈密的善善县的吐哈油田工作一年，其间，有机会到苏州大学求学；灯前夜读，要休息时，想着父亲的话，疲倦之身又往往振作起来，走到书桌前，聚精会神地把书再打开。1991年的春夏之交，我到苏州大学的学生管理处，索取在职学生所需的学生“纸”。该处的女秘书说：“处长要见你。”我以为大难将至，殊不知处长说：“我要跟你握手，因为三千多学生中你的书法成绩最好。事实上，我没有见过这样书法的学生。”一时间我想起昔日父亲的话，禁不住流起泪来。
像父亲从前一样，1981年起我也在太平读中学。有一回，我在家中偷了玉米面煌煌给一位同学吃。二哥发现了，大兴问罪之师。父亲要见我，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父亲说：“你为什么要偷玉米面煌煌给同学吃？”我回答说：“他的成绩很好，但他家离的很远没有吃中午饭。”父亲说：“这样的学生是应该帮助的”。
父亲的一生是水利水保的一生，是以水利和水保为最高目标为甘肃乃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说“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为水利水保事业，为着后人，尽到我应尽的社会职责，这就是我这个‘老牛’的最终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