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为“淡”之论，源远流长。及至北宋，已成为论“诗”、论“文”的审美取向。由是，苏轼以其在“诗、文、书、画”等诸门艺术上的融会贯通，将这一审美取向引向了以“淡”论“书”。为了凸显苏轼这一书学贡献，我们对其代表文献的写作时间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催化其理论产生的学养结构和心路历程等要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平淡、写作时间、心源分析
【正文】
一、引言
自老子提出“道之出言，淡然无味”[1]的哲学命题之后，庄子则以“游心于淡，合气于漠”[2]作为审美题旨进行了发展；此后，汉魏时代作为“观人察质”的内涵转入了心灵的关照；以至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冲淡”[3]之美作为一种审美特征开始进入诗评的艺术领域；到宋，以梅尧臣提出“作诗无古今，为造平淡难”[4]为代表审美理想，进入了理性的自觉。
作为以“淡”论书而言，则应是以魏晋时期“萧散简远”的神韵为发端，以唐之颜真卿为代表的行书为延续，至北宋仍无以“淡”论书的文献出现。此前，作为书论王僧虔提出了“书之妙道，神彩为上”[5]的观点，昭示着“字外之功”。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蓄势而待，迎接着东坡先生这位决然不为传统观念所囿的文化巨人的出现。对此，可能上帝认为还缺点什么，于是又安排了“乌台诗案”，以生死的洗礼，催化智者的灵魂，又给予他“谪居黄州”前后长达近五年的闲居时间，进行沉思和纯化，于是以其系统的以“淡”为美的艺术哲学观应运而生，将诗、文、书、画全面地推向了质变。而《与二郎侄书》等文献也便成为了历史上以“淡”论书的开山之作。
东坡先生以“淡”论书的理论，集中表述于《与二郎侄书》、《书黄子思诗集后》和《书唐氏六家书后》三文，而且仅此三文（下文有考）。这确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然而，此三文中，唯有《书唐氏六家书后》具有写作时间，这就给全面了解和探讨苏轼以“淡”论书的理论带来困难。为了凸显东坡先生以“淡”论书在书学史上的贡献，我们仅以上文为题，做了点前期的基础性的工作。
二、文献写作时间考证
（一）《与二郎侄书》
苏轼《与二郎侄书》，始见于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全文如下：
苏二处见东坡先生与其书云：“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需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仰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贴乃斯文之秘，学者宜深味之。[6]
后世之人得见此文，当十分感谢赵令畤。
据孔凡礼先生点校《侯鲭录》所载：赵令畤“是宋太祖次子燕懿王昭玄孙”，“生于治平元年（1046）”，“早以才敏闻”，“绍兴二年九月为洪州观察使，袭封安定郡王。四年九月任子（1135）卒，年七十一。贫无以殓。”，“元祐六年，苏轼知颍州。令畤继续为颍州签判。二人相识自此始。苏轼改令畤之字为德麟”。苏轼很赏识令畤的“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元祐七年正月，荐他入馆阁，未能如愿。苏轼再荐，遂於元祐八年五月四日除光禄丞。”[7]相识时间不长，竟两次相荐，可见苏轼对赵令畤的赏识非同一般。
“苏二”以“斯文之秘”相示于赵令畤，亦基于二人关系亦非同一般。
但是，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明•天启年刻本）无载，著名苏学研究专家孔凡礼先生点校的：《侯鲭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及其专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系列文献中无载，《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宋史》（元•脱脱本）等文献无载，近年亦尚无发现有关的考证文献。那么，为了探索其写作时间，我们只好从了解“苏二”入手。
苏二，应为苏辙次子苏适。其因如下：其一，此文中苏轼有云：“何不取旧日（爷伯）应举时文字看”，可知“苏二”家中定有爷伯“应举文字”，此非亲属莫属。其二，赵令畤文中有言：“此为斯文之秘”，亦非亲属莫属。其三，据孔凡礼《三苏年谱》所云：“据前些年在河南郏县三苏坟出土的辙次子《苏适墓志铭》，知轼爱适，‘喜与之论政事’。又据适子籀《双溪集》卷一中，《雪堂砚赋》一文，知轼尝以所琢紫金砚赠适。”[8]轼之爱适，则有与之谈文论书之可能。
据马斗成先生著《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所载“苏适（1068—1122），苏辙次子，字仲南” [9]由是，关于《与二郎侄书》的写作时间，我们便可依据苏轼与苏适爷伯二人的出生年月进行判断了：关于苏轼生卒时间，据《宋史》脱脱本所载：苏轼“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10]应为（1037年—1101年）这样算来，苏轼比苏适年长31岁。再以苏轼与“二郎侄”谈文论书进行判断，苏适的年龄应在16到17岁之间，这种判断与《与二郎侄书》中的“少小时”亦较相附。那么，苏轼作此文时，年龄应在47岁至48岁之间，也就是元丰六年（1083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之间。此年间，正是苏轼谪居黄州的后期时日。这时他已历经磨难，闲居雪堂，也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人生境界的质变。故而，我们判断此时应为其写作《与二郎侄书》一文较为合理的时间；同时也与下文论及的《书黄子思诗集后》、《书唐氏六家书后》的写作时间相吻合。
（二）《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引文如下：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11]
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亦查诸如上述孔凡礼先生点校的相关文献等资料，以及近年的学术成果无获。
若以此文开端之言“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看来，“尝”字在此处当以“曾经”理解。那么，究竟苏轼在什么时间或哪些文献中“曾经”以“萧散简远”而论“文”呢？我们查阅文献得知：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写并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以苏轼《论书》为篇凡九条，无以“萧散简远”论书的文字。且云：“《论书》，包括苏轼“论书”、“论古人书”、《自论书》等论书法的材料，均摘自《东坡集》。”[12]
此后由崔尔平选编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篇》中，载苏轼《评书》一篇，“苏轼自云：‘余谪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书其后’。题欧、蔡书后云：‘杨君蓄二公书，过黄州以相示，偶为评之。”[13]其中诸如“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14]等多处论及，然而具体写作时间没有提及。
《苏轼年谱》有载：“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略评唐垌（林夫）家所藏永禅师、欧阳率更、褚河南、张长史、颜鲁公、刘少师六人书而书其后。”[15]又据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苏东坡全集》，我们得知此论出自《书唐氏六家书后》，文末有“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苏轼书。”[16]的记载。
而且其此《苏东坡全集》中录入苏轼题跋书帖共有149篇，除《题颜公书画赞》一篇中提及“清雄”、“清远”的概念之外，《书唐氏六家书后》一篇实为唯一的一篇以“萧散简远”为要旨的书论篇章。
由是，我们便可认为：《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当写于《书唐氏六家书》一文之后；也就是元丰四年（1081年）五月十一日之后。《宋史》载：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御史李定、舒亶等“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与田父野老，相从山溪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17]因之，东坡先生“萧散简远”的至高境界应是催化于谪居黄州期间。此为上限。
那么，关于下限的思考，我们将视觉聚焦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的末端：“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由是，我们推测：《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当书写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奉命奔赴汝州，途中滞留泗州期间。其由如下：
其一，宋史载：“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遂手扎移轼汝州。”“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入奏，夕可报。”[18]三年之中，宋神宗几次有意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后来就亲自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但是苏轼并未到汝州，而是上书自诉饥寒，且言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而且，早上上奏，晚上就可得到答复。言之切切。
但在皇帝应允之前，他还是带领家人向西北方向慢慢的勉强前行。在这个慢慢的勉强前行之中，苏轼于泗州，多次会晤了黄子思之孙黄师是。
关于苏黄两家的关系，见于宋人楼月的《攻媿集》（上海涵芬楼景印武英殿聚珍本），文中有载：“东坡与颍州父子厚善，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逊之妇。”龙图即是黄师是。马斗成先生在《宋代眉山家族研究》中讲的更为详细：“眉山苏轼又与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黄氏结亲。黄寔（师是）两女皆嫁苏轼子苏适、苏逊”，“黄寔祖父黄孝先（黄子思）与苏涣（苏洵之兄）同年进士及第”，“黄寔父黄孝先，则与二苏（苏轼、苏辙）同年进士及第”[19]两家实为世代交往。而且很少给人写祭文的苏轼在黄几道死后，写出了著名的艺术巨制《祭黄几道文》[20]行文情真意切，尤其“一卧永已，吾将安慿”感人至深。故而能够得见黄氏“家集”，且写出了《书黄子思诗集后》这一千古名篇，便顺理成章了。
其二：以《书唐氏六家书后》与《书黄子思诗集后》二文，在理论的统一，在文章体例上的相似，以及在艺术境界上的通感都足以证明二文写作的时间相距不会太久。同时，还基于苏轼在黄州期间，名为贬谪，实为在羁的生活处境，能够外出得窥黄氏“家集”，实是没有可能。又据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等资料中亦无黄师是父子前往黄州会晤苏轼的记载。而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推断黄氏携带“家集”至黄州，使苏轼“得窥”亦无可能。那么，苏轼与黄氏最早得见的时间，应是在赴汝的途中。
其三，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载：在苏轼在赴汝途中，于“十二月一日，抵泗州”，“时淮水浅冻，暂留泗”[21]；又载：其间“再撰《乞常州居住表》”，并在写给王鞏第十六《简》中云：“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作此书”[22]；又载：在泗州，晤“淮东提举黄寔（师是）”，且在此条中，用大量文字介绍了黄师是二女嫁于苏辙之子苏适、苏远的“婚姻之好”[23]；再载：“在泗州度岁。除夜泊汴口，见苏子瞻植杖立对岸，若有所俟。归舟中，以扬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遗之”，寔以此“颇自慰”[24]。最后这段文字，非常耐人寻味。其“俟”字，此处当做“等待”理解。在寒冷的除夕之夜，东坡先生植杖身前，顶风冒雪，面江而立，好像有所等待。那么，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究竟是在等待什么呢？他是在等待圣谕早日而至，还是等待冰雪消融？是感叹“逝者如斯”，还是在感悟平生？然而，在这种苍凉的等待中，老友黄师是则泊船而至了。这无疑是对二者在泗期间密切交往的又一例证。
由是，我们推测：苏轼应是在元丰七年（1084年）“留泗”期间，得见黄氏“家集”，且撰有《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
这也与《与二郎侄书》的写作时间相吻合。
（三）以上考证二文的比较与分析
若果就二文的文章结构来看，《与二郎侄书》一文的核心部分始于“凡文字”，结束于“只书字亦然”；而《书黄子思集后》一文的引论部分，则始于“予尝论书”，结束于“至于诗亦然”。二文的行文结构相同。当然，这仅可作为二文在写作时间上较为相近的例证。
然而，在题旨上：前文是以文喻书，后者是以书喻诗。由是《与二郎侄书》，到 “只书字亦然”之后顿然而止，仅以“善思吾言”结束全文，乃是以文谕书的完整论述。而《书黄子思诗集后》却在“至于诗亦然”前，仅是提出了论点，以下才是本论部分：“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祯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25]这是其论据之一。这一论据是以苏、季、陶、谢之诗的天然自得和超然对应钟、王之迹，妙在笔画之外的萧散简远。继之论及韦应物、柳宗元乃至司空图“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26]等诗境和风格。至此完成本论。以下开始点题：闽人黄子思之诗“可以一唱而三叹也。”方全文结束。
由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二郎侄书》乃“以文喻书”之论，而《书黄子思诗集后》乃“以书喻诗”之作。虽其题旨各自不同，然而就以其以“平淡”而论文；以“淡泊”而论书；以天成、自得、超然、远韵、简古、淡泊乃至高雅而论诗，则无一不与“淡定”的心态息息相关，形成了艺术哲学观点上的融会贯通和理性统一。将以“淡”论书的理论推到了至高的境界，并在书法史上竖起了不可磨灭的里程之碑。
三、以“淡“论书的心源分析
由上文考证可知，东坡先生以“淡”论书的代表之作，当是写作于谪居黄州的最后时日和离开黄州到汝州赴任之间。这也是其产生“淡”境的心源所在。
《与二郎侄书》一文，其核心要旨在于“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有人称之为“造淡”。那么怎样才能造淡？“渐老渐熟”的内含和外延当怎样识辨？于是围绕“造淡”上的“道技观”、“生熟论”等纷纷登场，汗牛充栋。然而这好像是苏轼故意在《与二郎侄书》中出了一个谜语，而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才说出了谜底：“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妙在笔画之外，便是苏轼一贯主张的“字外之功”。这种“字外之功”主要表现在其“谪居黄州”前后的心路历程，及其对“学养”的催化上。学养高方可境界高，境界高方可感应万物，趋动心灵。
（一）源之于“学养”的内化
东坡先生以“淡”论书的审美理念，首先出于他“谪居黄州”时期在学养结构上的内化：这一点似乎苏辙了解的最清楚：“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崖也。”[27]然而，但就“谪居黄州”期间而言，苏轼之于儒、道、释三教的默化，却又呈现着别样的偏重和倾斜。
1、儒家“用世”思想渐次弱化，“淡”境应运而生。这时的苏轼在历经了“乌台诗案”的生死洗礼之后，已从生人价值的追求逐步转向了生命价值的审度。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抱负已经开始动摇，取而代之的则是潜伏于内心深处的佛、老思想逐渐外化。读其元丰三年（1080年）作于黄州的《卜算子》便可看出端倪：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枝头不肯栖，寂寞沙洲冷。[28]
这首词假若用惊魂初定后的生命价值的审度来评价，那么，其元丰五年（1082年）作于黄州的《江神子》则醒悟的比较透彻了：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29]诗歌是心灵的家园，这里流露的无疑是苏轼趋于遁世的心理取向。
2、道教“遁世”思想逐渐深入，“淡”境得以默化。且看其元丰六年（1083年）东坡先生作于黄州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30]
这时苏轼则已经进入了道教遁世的“淡”境了。正如张毅先生所讲：“苏轼早期诗歌创作中，用庄禅思想来化解人生忧患的倾向并不十分明显”，“真正醉心于庄禅，在生活中冷静的探索人生问题，创作心态和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还是“乌台诗案”发生之后的事”[31]
东坡先生之于道家的崇尚，亦如前文所引：“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此语应为描述苏轼与生俱来的道缘。其终生崇尚自然，追求“自然而然”，“自由自在”，乃至“自然天成”皆源于此。
3、佛学“出世”的思想遭遇外因，“淡”境开始形成。“禅悟”是佛学“解脱论”的不二法门，其主旨在于以非理性的知觉体悟来实现领悟。黄州之前，苏轼便有“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32]的感悟。他认为：只有像参禅那样，澄心静性，静照释怀，谛观万物，才能够达到“淡定”的心态。这在当时只是一种心理取向，而不是生命取向。这种取向的沉积，一旦遭遇“乌台诗案”的沉重拷问，便成了灵魂解脱的灵丹妙药。这亦见于元丰六年（1083年）东坡先生作于黄州的《鹧鸪天》：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33]
由是，便形成了苏轼“淡定”的心态。同时以“淡”论书的代表之作也便因之催化而生了。
（二）催化于“叩问人生”
这种催化，实则是心旅历程对读万卷书的催化。例如孔子，虽为大儒，如果没有周游列国的磨难和催化，便没有那种从容、淡定的理想之境：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云，咏而归。[34]
何等的淡定，何等的超脱，何等的自由自在。故尔，朱熹注曰： “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言自见于言外”。[35]苏轼的“淡境”，亦是源于这种催化。
东坡先生的“淡定”之境，主要源于其黄州期间的叩问人生。应该说，这种“淡定”是一种行万里路对读万卷书的内化；是一种经历人生坎坷后的那种宠辱不惊的精神境界的外显。
亦如上文所述，“乌台诗案”的生命拷问，使苏轼的灵魂遭受了极大的震撼。政治环境的残酷和生存环境的变幻莫测，催化着苏轼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度。尤其黄州期间的世态炎凉、冷暖自知，将他的本于“用世”之身，步步迫向“空门”。正如他在与参寥子的信中所言：谪居以来“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36]于是，他不仅自称“居士”；而且虔诚地“盍归成佛道，求一洗之”，遁向空门，每隔一、二日便前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坐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37]当然，苏轼这里所说的“五年”是依年头而算的。然而，这长达近乎五年的“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的过程，亦是重新审度生命价值的过程。只有经历这长期的“扣问人生”，方可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的“淡定”之境。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轼作为一位本之于儒家积极用世的智者，在向“自我超脱”的裂变过程中，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是“地主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的人格的化身。”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38]尽管他“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解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破作玄思”[39]但也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裂变，伴随着坎坷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其超凡脱俗的君子之风。
综上，东坡先生以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深刻的人文体验催化着学养的默化，铸就了书学史上的以“淡”论书的里程之碑。此后，董其昌将此论奉为至宝：“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援。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40]显然，董氏追求的艺术境界即是东坡先生所倡导的“淡”然之境。此论，几经后世的崇尚和传播，已经在书学上形成了一种以“淡”为美的历史取向。及今，我们得见《书法》2011年第12期卷首语：“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几年，书法创作整体上会朝着淡雅、清和、萧散的风格发展。”那么，我们所做的以上工作，也便可能成其为前奏的尝试性工作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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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3]、[24] 孔凡礼《苏轼年谱》658、659、663、664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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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苏轼《送参寥师》，《苏轼诗集》90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 、[35] 朱熹集注《论语》《先进第十一•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乾隆年版。
[36] 、[37]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1859、39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8] 、[39] 李泽厚《美的历程》279、28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原载：《书法报》2012年4月4日第13期
费秀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