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篆刻（图）——王来和
作者在杭州西泠印社留影
我学习篆刻是付出了代价的。由于常年伏案，40多岁便驼了背，执刀，握石，又使左手大拇指韧带受损，不能弯曲，医生告知，没救了。这一切，怨不得别人，都是爱之心切所致。
我的父母不识字，没有艺术基因传承给我，但我却鬼使神差地喜欢上书法、篆刻这种文化人干的事情。小的时候，记得父亲有两方石头印 章，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篆刻实物。印章没有刻边款，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石材像玉石一样，光润细腻，方寸天地中那富有美感的线条变化和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从而产生动刀尝试的念头。从少年时代至今，40余春秋里挥毫、耕石，乐此不疲。小时候，既无师承，又无书籍，一切由着想像发挥。按行家的话讲，这叫不得法，难上道。“文革”末期，我有幸认识了林鹏、水既生、邓明阁等省内书法篆刻名家，从此，循着他们指点的路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刻印的石料市面上难以买到，主要用磨平的砖头和自制的石膏片来代替，效果欠佳。后来听人说，离家10多里外的一个玻璃制品厂有这种石料。我兴奋至极，找了一个小麻袋，骑着自行车就奔向那里。与传达室的老师傅说了许多好话，方允许我进去拣几块石头。时逢数九天，西北风呼啸着，路上的冰块儿能照见人影，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到地上，六七十斤重的石头压在腿上，又冷又疼，好在处于兴奋状态，疼痛不是事。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拐着腿推着车子回到家的，晚上，连夜开工锯石，响声扰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
刻印的前提是必须懂古文字学，善书法。此时，“文革”已结束，艺术的春天开始复苏，书店的货架上渐渐有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文化用品商店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也摆上了宣纸、石料。只是囊中羞涩，买书、买材料还得从孩子的奶、糖费用中挤兑。
1985年，省金石书道研究所为了发展壮大太原地区的篆刻队伍，所长李元茂先生邀我担任授课老师，让我心中很是不安，生怕误人子弟。记得光明日报的梁衡先生、山大艺术系的李德仁教授以及崔耀南老先生等都给了我一定的鼓励，使我在教授别人的同时不断地提高、充实自己。
1990年，省天龙印社成立，省书协主席徐文达、林鹏等前辈又推荐我担任印社副社长。同年，我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前辈的教诲、鼓励、扶植使我深受感动，也更加激励我沿着这条艺术之路不断探索、前进。
2003年秋末，我赴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百年华诞，在孤山脚下临时搭建的露天会场上，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此时天空忽然降下绵绵细雨。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二千多老少篆刻家，无一喧哗和退出会场，人人都珍惜这一生一遇的百年盛会。此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中国的传统印学文化竟有如此大的魅力！
我热爱书法、篆刻艺术，几十年来我与它们寸步不离，它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把对家人的许多爱分割给了它们，我爱它们，是因为它们倾注了我太多的精力和情感；我感恩它们，是它们引导着我一步步走向文学、艺术的殿堂，去荡涤心灵的污垢。对我而言，假如没有书法、篆刻，我的精神世界将是空虚和平庸的。
人生的选择各有不同，我选择了书法、篆刻。虽然这条道路很艰辛，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一九八三年山西省金石书道研究所第一届篆刻班结业留念
右二为海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李元茂先生，右三为老书法家崔耀南先
生，右五为王来和，右六为沈晓英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