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面风中的旗帜
赵佑铭
人这生物的可笑之处就在于有问必答
米兰 昆德拉
余光中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将艺术比喻为旗杆上的旗帜。他说：“旗杆就是知性，旗帜就是感性，旗帜能飘是旗杆在那儿的关系。如果没有旗杆，旗帜就随风而去了”，这种理解用在书法上，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书法家进行思考时可以确定下来的背景。
20世纪的书法，实用功能在电脑的冲击下渐渐褪去，书法创作不得不返回到作为艺术的严格限定中来思考其存在的意义和根据。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研究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那么当下书法创作亦应从对历史给定的实用功能的放弃开始。书法的艺术性与实用性再也不能共同生活下去了，我们应该看到电脑在革了书法实用性的命的同时，关注存在的可能性却也大大地解放出来了。米兰昆德拉又说：“小说的历史,是与世界平行的另外一部历史”。是啊，书法难道不是吗？书法存在的历史虽然是一个内在封闭的历史，但她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这个精神内核，尽管到今天她才不得已的越来越章显出来。
昆德拉还说：“如果小说想作为小说而进步，它只能对抗世界的进步，实现自己的进步”。这让我读后遐想联篇，书法也一样，书法关注的应该同样指向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之真实。书法思考存在，当然与哲学不同，哲学是科学，是从封闭开始的，只有将概念确立后，哲学才得以出发，给世界提供答案。书法则是敏感的、强烈的，从推开一扇一扇存在之门开始的，书法没有答案，书法的智慧在于它致力于恢复世界的本来面目——偶然性、可能性和不可确定性。存在具有流动的，不可知的品质，存在充满偶然，书法的意义亦是如此。这个世界如果丧失了偶然性和可能性，生存是难以想象的，生存就是偶然。存在的品质是书法最基本的依据，书法只应该是对存在的一种表述，它真正关心的是存在的秘密，是对日常生活表面下隐藏着的非凡的强烈的力量的一种询问。
物质世界进化的速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人们的想象，外部生活的类型化和人的欲望的不断膨胀造就了一个奇异无比的时代进化景观。而书法依然应是舒缓的，书法是一部炎黄子孙存在境遇的演进史。在书法的视野里，被越来越华丽夺目、光彩照人的世界包裹下的个体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人们仍然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生活有这块越来越拥挤的土地上，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所知，是这样的关怀构成了书法史的主流，在封闭的、循环的精神运动中爬升，她始终围绕着人类苦思冥想却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而我们则看到王羲之经过几个世纪的漫游放大成了张瑞图，从晋朝的几案张挂到了明代的高堂素壁上；看到奔放而又不失理性的怀素在抚摩了一块块历经千年的残碑断碣之后，装扮成邓石如和包世臣，在向后人阐述“疏处跑马”和“始艮终乾”的玄机。由此我们得知，人与人的现实疆界从来都不是书法的障碍，书法中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本质，历朝历代的不同地域的书法家中相互影响，相互阐释的人形成了一个个精神集团，在同一精神背景下演绎了一个带有同构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而书法家之间的现实疆界仅仅是书法大戏的不同场景而已。
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在转型期，精神的浮躁和近乎枯竭的个体精神状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敢于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面对传统，平平常常、朴朴素素，毫不做作地面对个体精神世界和书法创作的书法家是值得敬佩的，这种了不起的选择代表了一种勇气，就象三米板跳水，没有太多空间玩过多的花样，却能扎扎实实地赢得满分。客观世界的发展，即使是电脑革命的时代也不能改变书法的本质，书法无论在多么浮躁、多么嘈杂的时代，都必须肩负让人们灵魂得以安静并给予精神的启蒙的使命。并且，这种使命的力量应该越来越强大和清晰。书法在近二十年经历的形式变化，仅仅是对书法历史演进的一场小小的演习，而真正严峻的考验却是来自主体精神的匮乏、浮躁引发的艺术性的浅显、作品面目狰狞或面目模糊。在比比皆是的艺术仿制品之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那种伟大的、有信仰的书法作品，来照亮最庸常人的心灵。我们不是没有期待，我们并没有放弃对书法的等待，但许多书法家对这个时代似乎无动于衷或是不知所措。我们不要佯装颠狂，不要忸怩作态，不需要弱者在失落于现实后的呐喊和呻吟。书法是我们灵魂自我认同的一面镜子，我们会在那里为我们自己灵魂的无限叵测而深深震惊。永远有一个神性的不可推翻的东西笼罩在书法之上，映照着书法的灵魂和彼岸，书法家必须是他的信徒，祈祷他的召唤，使书法坚定地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戈壁上，让知性旗杆上的书法旗帜在存在的风中自由的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