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廷献
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创造意境表达感情的造型艺术。
因此，书法之妙，全在用笔。这一点，在毛笔基本定型的秦代，在书法上有造诣的李斯、蒙恬就已经认识到了。李斯用短锋扁笔书写“小篆”，立后学之宗祖。蒙恬不仅改良成功了流传至今的毛笔，还撰写了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论述毛笔的著作《笔经》。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先贤们就已经开始研究用笔方法———笔法了。
由于“笔法”在书“法”中占有“第一”的位置，两千多年来，历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不断地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索，提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用笔方法。这些书家，越研究越觉得“笔法”实在是“奥妙无穷”，有时难以直接用非常明白通俗的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述清楚，于是，便创造了一种“比喻法”———即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事物形象来类比如何用笔，以便使自己和后学者领会并掌握笔法的要领。
翻阅历代书法典籍，选出以下9位书法家主要的16个用笔“比喻”，大体按时间顺序列出来和同道共勉。
1.用笔如“鹰望鹏逝”。
李斯不仅是小篆的“鼻祖”，也是用“比喻”阐述笔法的第一人。“鹰望鹏逝”这个比喻就是他说的（也有学者认为是蒙恬的话）。原话是：“用笔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意思是：作书用笔要像苍鹰、鹏鸟捕食那样，先在空中飞翔、回旋、观望，看到“目标”之后疾速下飞贴近捕捉。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书者在笔头着纸之前，要先在空中摇曳取势，作落笔的“精神准备”，看准———弄清笔性、纸性、墨性、字体、字意；考虑好布局、风格之后，迅速下笔，方可捕捉到“目标”———预想的书写效果。清代书法家朱和羹说：“能如秋鹰搏兔，碧落摩空，目光四射，用笔之法得之矣。”“鹰望鹏逝”法，也被称作“摇笔”。
2.用笔如“游鱼得水，景山兴云”。
这两个比喻是李斯同一次说的，故而放在一起阐述。总的意思是用笔不要做作，要自然舒畅。要像鱼在水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舒展活泼地游动；要像景山———大山上升起的云朵一样，飘然、悠闲、自在。意在强调从大自然的美中悟出用笔的规律来。
3.用笔“犹若登阵”。
汉丞相萧何是中国书法史上把兵法引入书法的第一人。他在《论书势》中说：“夫书势法，犹若登阵，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遗于笔下，出没须有倚伏，开阖籍于阴阳。”把书法的笔势、笔法比作登阵作战。意思是：登阵要随机应变，用笔要善于变通———在于用腕；登阵要调兵遣将，用笔要安排好点画；作战贵在神出鬼没，用笔要有起有伏；作战要能展开和集结，用笔、结体要善于处理好擒纵、提按、曲直、粗细、断连、起止、正攲、舒敛、向背、方圆等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
4.“笔是将军”。
书圣王羲之曾经担任过“右军将军”，对毛笔的神奇作用有独到见解。他在《书论》中说：“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书圣为何把笔比作指挥作战的将军？是因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将军一个命令，关系到战争胜败、土之得失、人之生死。作书，笔一落纸，墨便成形，字的生命（骨肉气血神），不可改变。因此，书者下笔，要像将军发布作战命令一样，审时度势，谨慎从事，不可操之过急。王右军还曾经把笔比作大刀、长矛，对于“字”的生命，有生杀予夺的作用，用起笔来一定要慎之又慎。
5.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
这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褚遂良在《论书》中的原话。“锥画沙”、“印印泥”是两个展现笔意的著名术语，是从事书法的人不可不知的概念。“锥画沙”，意思是说长矛一类武器（或工具）的锥锋画入平沙地里，沙形两边凸起，中间凹成一线。在纸上用笔，要像“锥画沙”一样，笔锋行在线条的中间，不显起笔、止笔的痕迹。而墨迹则浮在线条两边，使人感到凝重、突出、劲险、立体，富有质感、力感、涩感的效果。“印印泥”，是说用笔要像印章印在粘性紫泥上一样，深入有力、清晰可见，以造成布置均正、形体端严、黑白分明、圆静有力、刚柔相济的效果。两个比喻，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中锋用笔、注意藏锋之后所达到的“用笔之妙”。若能深解其意，“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中锋用笔“诀窍”，才算领悟到了。
6.用笔如“孤篷自振，惊沙坐飞”。
唐代书法家张旭在谈到用笔时说：“孤篷自振，惊沙坐飞，余思而为书，而得奇怪。”“孤篷自振”，是说用笔要像一种孤单的飞篷草浑身摇动一样，触动奋起、翻转奔逐。“惊沙坐飞”，是说用笔要像受到震动的沙子自然而然地飞起来一样，奔放纵逸、豪情激荡。张旭绰号“张颠”，精晓楷法，草书最为知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看到了上面两种自然现象，领悟到了书法（草书）的用笔，从而使自己的笔势有了新奇的变化，达到了期望的“振飞”境界。
7.用笔如“屋漏痕”。
“屋漏痕”，是“颜体”书法的创造者、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与向他求教的僧人怀素对话时说的。原话全文是：“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这里，有“醉素”之称的怀素，在谈到自己的用笔体会时，一连用了四个比喻：夏云奇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坼壁之路，应该说对用笔已经是很有研究很有体会了。然颜真卿却不以为然，一言以敝之曰“何如屋漏痕？”怀素听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肃然起敬，握手喜呼“得之矣！”可见“屋漏痕”的比喻更为形象、贴切、准确、经典。“屋漏痕”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唐代以后，书家对此多有解释，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是指中锋或藏锋用笔，“言不露圭角”。今人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解释得比较明白，说“屋漏痕”是：“雨水渗入壁间，凝聚成滴始能徐徐流下来，其流动不是径直落下，必微微左右动荡着垂直流行，留其痕于壁上。”从沈尹默先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个“痕”的“形象”是自然的、有涩势的、有质感的、总体垂直的。若用笔蘸墨书写，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进入到了笔法的最高境界。“屋漏痕”，是对用笔要求和艺术效果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形象化比喻，是有志于书法的人不可不知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怀素的“四个比喻”也是可供借鉴的，其中的“坼壁之路”，指墙壁自然开裂处具有天然清峭、没有人为布置之巧的“裂纹”，用笔若能如此，点画一定会浑然天成。这一比喻也常为后人引用。
8.用笔如“长年荡桨”。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元佑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此处“长”字念“涨”音。“长年”，是长江三峡人对船头把篙船工的称呼。“长年荡桨”意为船工荡桨。黄庭坚是1101年56岁时乘船路过三峡的，所以说是“晚入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庭坚多年为“用笔不到”、“笔意痴钝”的事所苦恼，晚年乘船过三峡，看到船工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有节奏的前俯后仰，把船桨推出挽回，一去一返，协调自然。由船工摇桨自然“到位”的动作，黄庭坚悟到了用笔如何自然“到位”。从此，用笔开始如船工般悠然“荡漾”，一扫“痴钝”的笔意。后人评价黄庭坚的书法作品，“飘动荡漾，大概是得长年荡桨之助吧”。黄庭坚活到61岁，一生对用笔都非常重视，曾说：“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凡学书，欲先学用笔。”黄庭坚从“长年荡桨”中领悟到“飘逸”的笔法，是他多年研究笔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朝思暮想“顿悟”的结果。
9.用笔如“折钗股”。
南宋词人、音乐家、书法家姜夔在《续书谱》中说：“折钗股欲其曲折圆而有力。”钗，妇女发髻上的一种首饰，多为韧性很好的金银材料打造，一般由两股合成。“折钗股”，是笔画转折处的用“金银钗”的形象作比喻的一种笔法。意思是用笔到线条转折之处，笔毫要平铺，锋要正，要圆而不扭曲、不偏斜，以便使转折处的线条像折弯的“钗股”一样，表层圆畅、均称，内部劲健、含力，显出一种宽闲圆美之态。后代书家对这一比喻也多有解释，清代书法家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说：“折钗股者，如钗股之折，谓转角圆劲力均。”
以上李斯、萧何、王羲之、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怀素、黄庭坚、姜夔等9人的16个比喻，涉及到用笔的重要性、观念、姿势、动作、技巧、效果等各个方面，是“笔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重要传统之一，也是历代书家传授的用笔“真经”（对这些比喻的可行性也有不同认识）。踏入“书道”的人，不可不知以上比喻。但“比喻”毕竟是比喻，它只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接近”，并不是事物本身，习书者在实践中只可参照，不可拘泥。因为说到底，“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杀法”，上述9人都是书法大家，每人对笔法的感受———比喻也不一样嘛。
为便于记忆，笔者将16个比喻连句为“用笔口诀”：
笔是将军，犹若登阵。鹰望鹏逝，游鱼得水，景山兴云。长年荡桨，惊沙坐飞，孤篷自振。夏云奇峰，坼壁之路，惊蛇入草，飞鸟出林。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悟得其中奥妙，用笔定能通神。
需要指出的是，翻阅典籍，发现宋代之后———即元、明、清的书家，在探讨用笔方法的“比喻”上，基本上是重复、注释、延续唐宋之前的说法，很少有独到见解的新比喻。故笔者也只选到宋代之前。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宋代之前，关于如何用笔，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因此，欲学书者在学习和把握用笔方法时，应多看宋代之前的书法理论著作和经典墨宝。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 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3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28行，324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33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稿》
《祭侄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书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麻纸本，行书，纵28．2厘米 横75．5厘米，23行，每行11、12字不等，共234字。铃有“赵氏子昴氏”、“大雅”、“鲜于”、“枢”、“鲜于枢伯几父”、“鲜于”等印。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 唐天宝十四年（775），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挥泪写下这篇留芳千古的祭文。
元鲜于枢跋语谓：“《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 元陈深日：“《祭侄季明文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 杂以流丽： 或若篆籀， 或若镌刻， 其妙解处，殆若天造 岂非当时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 而反极工耶？”
《祭侄稿》作为颜书著名的“三稿（另二稿《争坐位稿》，《告伯父文稿》）之一，曾收入宋、明、清诸代从刻本中，历代效仿者不绝，褒赞不断。
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说存台湾私人手中。 无款及年月，实际上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难怪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州寒食诗跋》)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天下第四行书——王珣《伯远帖》
《伯远帖》王珣是问候亲友疾病的一封信札，墨迹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5行共47字，纵25厘米，横17厘米。此帖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为清乾隆帝“三希”之一。然《快雪时晴帖》为摹本，《中秋帖》为临本，唯此帖为王珣的真迹，是晋人墨迹中最可信、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法书珍品。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52岁，谥献穆。董其昌评：“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天下第五行书——杨凝式《韭花帖》
《韭花帖》杨凝式书，行书，墨迹麻纸本，高26厘米，宽28厘米， 共7行，63字。《韭花帖》是一封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腹中甚饥之时，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
董其昌曾说：“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序》的笔意。《韭花帖》，被称天下第五行书。尽管《韭花帖》无论在用笔还是在章法上都与《兰亭序》迥然有别，但其神韵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庭坚赋诗盛赞其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清曾协均《题韭花帖》：“《韭花帖》乃宣和秘殿物，观此真迹，始知纵逸雄强之妙，晋人矩度犹存，山谷比之“散僧入圣”，非虚议也。”
目前所知《韭花帖》有三本：一为清内府藏本，今藏无锡博物馆，曾刻入《三希堂法帖》中；一本为裴伯谦藏本，见于《支那墨迹大成》，今已佚；一本为罗振玉藏本。据考证，三本中只有罗振玉藏本为真迹。此帖历来作为帝王御览之宝深藏宫中，曾经入宋徽宗宣和内府，和南宋绍兴内府。元代此本为张宴所藏，有张宴跋，明时归项元汴、吴桢所递藏。乾隆时鉴书博士冒灭门之罪，以摹本偷换，摹本留在宫中，即为清内府藏本；真迹后来流入民间，清末为罗振玉购得收藏，今不知所在。
天下第六行书——柳公权《蒙诏贴》
《蒙诏贴》又名《翰林帖》，白麻纸，7行，27字。今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干隆称“险中生态，力度右军”。体势稍带颜法，沉劲苍逸。
其文句如下：“公权蒙沼，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此墨本书于长庆元年(821)，是柳公权四十四岁时作品。字形长短宽窄不一，或断或连，构成章法上的变化；笔墨浓淡轻重有致，形成层次上的变化。风格豪放雄逸，遒劲流丽，枯润秾，掩映相发。《蒙诏》—帖，具有顿挫郁勃，开阔跌宕的艺术特点。
世存《蒙诏帖》有两种，除故宫所藏墨迹外，另一种见于《兰亭续帖》等刻帖。二者文字不同。翰林不称“出守”，故疑其伪，当为唐末宋初高手所拟。
天下第七行书——欧阳询《张翰思鲈帖》
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行楷书，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
天下第八行书——米芾《蜀素帖》
米芾《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米芾38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
“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裝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蜀素帖》经宋代湖州（浙江吳兴）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後，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请，結伴遊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請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的八首詩。卷中数诗均是当時記遊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祐戉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記”。
《蜀素帖》书于烏丝栏內，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天下第九行书——黄庭坚《松风阁诗帖》
《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七言诗作并行书，墨迹纸本，纵32．8厘米 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松风阁在湖北省鄂州市之西的西山灵泉寺附近，海拔160多米，古称樊山，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在此过夜，听松涛而成韵。“松风阁诗”，歌咏当时所看到的景物，并表达对朋友的怀念。《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其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行书之精品。
《松风阁诗帖》经宋、元、明、清辗转流传，宋朝为向民收藏，后归贾似道，又迭经明顶元汴、清安岐，而入清内府。清道光年间此帖曾到鄂籍王家璧(孝凤)手中。王家璧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土，授兵部主事，任顺天(河北)乡试誉录官、会试受卷官之职，乘任职之便，有心搜集到鄂州之故物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和宋代蔡襄墨迹等传世文物，携带回鄂。道光举人柯茂枝题《黄山谷松风阁诗卷并序》序曰：“王孝凤武部得此卷于柳君吕臣，盖元时长公主家故物，上有名贤十数人诗跋，又常为携李天籁阁所藏，项子京卞令之私印尤多，询希之珍也。尾不署涪翁(山谷)名字，纸色、绢色尚觉鲜好，然神采奕奕，尚非翻身凤凰。武昌(鄂州)传涪翁以松风阁一诗，然阁不时废，诗为世共独，此一墨宝，历数朝后复入吾邑士大夫手，山川笔墨之缘岂偶然哉。爱玩之久，为次原韵以赋其事，时咸丰九年(1859年)春三月。”
天下第十行书——李建中《土母帖》
《土母帖》，行书墨迹，纸本。纵31.2厘米，横44.4厘米，10行，共104字。后有萧引高、王严实、王称等跋。《珊瑚纲》、《书画汇考》、《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是传世的《西台六帖》之一。此帖用笔沉稳，法度谨严，有欧阳率更神韵，结构淳厚谨严，论者认为此帖清丽圆熟，恣态横生，深得“二王”笔法。李建中墨迹传世很少，其中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土母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同年帖》最为出名。据记载上述 2帖和《贵宅帖》、《屯田帖》、《左右帖》和《斋古帖》 ，原合装在一起，名为《李西台六帖》，明代为项元汴所藏。清初时被拆散，后3帖的墨迹已佚。土母帖》是李建中存世墨迹中最典型、最循规蹈矩的，因此也是最能见出他那深湛的书法功力的神品，所以此帖颇为后世珍重。
李建中，945年生，1013年逝世，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北宋书法家。字得中，号严夫民伯。后随母迁居洛阳。官至工部郎中。性怡淡，简静，风神雅秀，不重名利，曾作西京留司御史台。被人称“李西台”。好游山水，多留题。自称严夫民伯，善书札，草、隶、篆、籀俱妙。是当时无人敢望其项背的名书法家。《宋史》谓其“善书札，行草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李建中一生由于经历了唐、五代、宋几个时期，他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元赵孟頫说：“西台书法去唐未远，犹有唐人余风。”